八年前，美国40个州齐诉五大唱片公司（索尼、华纳、百代、环球和贝塔斯曼）操纵价格。官司打到纽约，唱片公司与首席检察官达成和解，五大唱片送出 550万张免费唱片给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并同涉嫌参与操纵价格的几大零售商们（如沃尔玛、Musicland等）一起拿出6700百万美元补偿消费者并支付诉讼费。然而唱片业没有认错，大家都心知肚明将来的新唱片仍将按现价出售。
CD的价格在近30年前进入公众视线时是LP的两倍，之后一路飙升，奇怪的是，各大品牌的新片几乎都是同一价格，而且在销售淡季或是常识中应该甩卖的时候也未见减价。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张唱片的利润是成本的八到十倍。
如是反常现象引起了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高层关注，但从未进入完全讼诉程序。政府不想跟音乐商叫板。他们太大了，在选举时期太慷慨，对年轻人太有影响力，任何政客都不想冒险，让饶舌帮、乡村歌手或是歌剧名伶在自家门口尖声抗议。商人总有办法游说政客，你看，美国公诉人不就撤退了么，换来一堆免费唱片。
当年的另一桩官司同样模糊在公众视线中。伦敦高院外，音乐编曲人迈克·巴特（Mike Batt）付给出版商Edition Peters十万英镑，因为他在自己的EMI专辑《古典涂鸦》（Classical Graffiti）中使用了一分钟的静默。巴特开玩笑地为那首空白曲目取名为“巴特/凯奇”，明显是为了向音乐家约翰·凯奇1952年创作的那首“4分33秒”致意，当年一位钢琴家走上台，安静地坐足了规定的时间，然后离开。
凯奇认为“4分33秒”是自己最杰出的作品，他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没有我的喜好……让别人感受音乐组成的环境，比让他们听一首作品更有趣。”在这部引以为傲的作品中，凯奇坚持自己唯一的介入就是提醒听众们注意环境噪音。他清楚而谦卑地声明自己与创造所有权断绝关系。当稍年轻的匈牙利作曲家里盖蒂发表了一首简洁版“0分0秒”时，凯奇并未表示异议。凯奇自己也时常采用别人的作品，比如他用詹姆斯·乔伊斯的版权文本谱写了几首乐曲。如果他知道21世纪的舞厅DJ用他在1938年发明的技术操纵唱片转盘以及取样，一定会觉得好玩极了。
然而他的出版商们可不这么看。自从1992年凯奇去世后，Edition Peters开始高价出售他的作品——“4分33秒”两页售价5.95镑，并将他的只言片语都视为潜在利润。追讨迈克·巴特几乎是桩搞笑事件，本来出版商的自命不凡应在法庭上遭受考验，而巴特很明显不想冒险，只得交钱投降了事。
为了“保护”那朦胧如静默之音的版权，音乐商决定要求通过新法案以限制所谓的盗版。伦敦的一次国际会议便敦促政府加强监管网络创意版权。然而这股潮流很快分裂为创作者和拥有版权的公司所有者。在过去20年的电子革命中，无数著名艺术家或公开或私下与商业伙伴分道扬镳。流行歌星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首当其冲炒掉了索尼及其律师；施托克豪森索回了所有的音乐版权，自主录制唱片。
当一名艺术家在个人网页上发布一首新歌时，他是否还需要唱片公司就成了问题。音乐出版发行的有效性被削弱了。曾几何时，出版商收到作曲家那些潦草的手稿，在誊写清楚后印刷复制，好歹还有些用处，而当代古典音乐出版大多不过是作家手稿的影印而已——即便这一功能也日渐式微了。
一家剑桥的公司和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共同发展了一项技术，让作曲家能够直接将新作品传输到指挥和乐手面前的视频上，然后在他们排练的时候随机修改。等到这不久便会到来的一天，谁还需要出版商？
全能了一个世纪的音乐产业已经到了黄昏，唱片制造和音乐出版的道德基础已经崩溃到了无法修补的地步。一位流行作者彼特·沃特曼（Pete Waterman）可以承认抄了瓦格纳20次，因为瓦格纳已经安全地死了130年；而当一个酒吧歌手演唱了沃特曼的“原创”歌曲时，却无法不向他的出版商缴分子钱。这难道不像追讨静默之声的钱一样荒唐么！
音乐版权的基础早已不是黑白分明。立法者应该明白，在即时交流的年代，所有权的重新定义必须有利于创作源。等到这一天，就是公司中间人的丧钟，音乐产业的安魂曲奏响之日。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