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一个爱书爱乐人的一生
邱杨 于 2013.04.26 15:34:14 | 源自:三联生活周刊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10.00/40
平静离世

2013年3月26日,江苏南通一户普通民居中,90岁的辛丰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像往常一样,上午9点半左右,小儿子严锐来到父亲的房间,扶老人坐起,半卧床头。严锐留意到今天的父亲显得虚弱,从起床起就没怎么说话。中午,严锐喂父亲吃了一杯酸奶加一碗炖蛋,他记得当时父亲还告诉他,今天的炖蛋不太好吃。吃完不久,严锐却发现父亲有点喘不上气,赶紧拨打急救电话。

中午12点左右,严锋接到弟弟的电话时正在北京出差。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弟弟说父亲被噎住了,呼吸困难。”严锋挂掉电话后立刻往回赶,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打车回南通。“事实上急救人员赶到家里时父亲的情况已经不好,送往医院不久后就宣布死亡,整个过程只有十来分钟。”

严锋告诉本刊记者,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并无征兆。“父亲这几天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就在昨天,我弟弟还用手机播放了两首作品给他听。”第一首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老人激动地打起拍子来。第二首是陈歌辛的《蔷薇处处开》,老人边听边讲起陈歌辛的生平,兴起处哼唱起来。他说:“想不到我临死之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

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告诉本刊记者,老人的这个句式他并不陌生。“老先生之前要我帮他找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所写的一个英文菜谱,我想尽办法托一个美国朋友找到了这本书,他看到后非常开心,也说过类似的话: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本书,想不到离死不远还能找到梦寐以求的东西。”

  • 童年往事

    辛丰年,本名严格。1923年7月15日,严格出生于一个军阀家庭。“那是从四川向上海行军的路上,我祖母坐在晃悠悠的轿子里,而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则安然躺在祖母怀里。”严锋告诉本刊记者,这是父亲所拥有的第一个记忆。严格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排行第二的他有一位兄长、五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父亲严春阳是孙传芳的部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上海戒严司令兼上海公安厅长,后又兼任上海卫生局长。北伐军迫近上海前夕,严春阳自行解职,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起了寓公。

    “我父亲不太愿意讲我爷爷的事情,他总有一种罪孽感。直到后来年纪大了,他才开始慢慢释怀,会跟我们回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严锋说,父亲对祖父是既害怕又佩服,“爷爷出生于南通乡下的穷苦人家,曾经为讨生活做过各种行当,比如手艺人、吹鼓手等等”。

    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严春阳特地托熟人请来王蘧常先生做严格和哥哥的家教老师。“每日上半天课,课程是念《论语》、《孟子》、对对子、写作文和习字。”严格曾于晚年撰文回忆与王先生的师徒情谊,“先生当年才三十出头,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令人感到既庄重而又不难接近。”1933年,严家从上海搬回老家南通之前,王蘧常先生为两位小弟子上了最后一堂课。“先生出了最后一篇作文题:《淞江惜别》,他要我们每人送他一张半身相片。我们为此特地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照,并遵照他的意思,将作文工楷誊在照片背后。”

    严锋说,少年时代,父亲就开始迷上了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他音乐“开蒙”的第一课。“自那时起,父亲开始自学音乐、五线谱,他当时对音乐的喜爱就已经很狂热。家里有留声机,但唱片很贵,他的零花钱有限买不起,于是就跑到唱片店里蹭着听,或者去朋友家里听。”

    战争与浪漫

    “对于祖先,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他的一生就好像是在赎罪。抗战时期,南通地区的地下党活动相当活跃。父亲的不少同学朋友就是地下党,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好友章品镇,父亲也正是在章品镇的介绍下加入的革命队伍。”章品镇在解放后当过江苏省文联的副主席,也是严格终身的好友。

    “父亲说最初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倒不是马列的书,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是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从书里强烈地感受到对穷人的悲悯,觉得一定要改变这个社会。”严锋说,这可能是引爆父亲革命情感的导火索。

    1945年4月,严格从南通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乘小船进入苏中解放区,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其实解放区离南通城并不远,但由于封锁,只能绕道上海才能突破封锁线。恰巧此时祖母要父亲和一位姓宋的表兄去上海银行里取些钱补贴家用,父亲把取出来的大部分钱交给表兄带回南通老家,自己则留了一点点作为路费。他跟表兄分别时说要去另谋生路,不回来了。”严锋说,家里人当时就明白父亲要去参加革命,但没有说破。

    严格到苏中解放区时年仅22岁,先做文化教员,后进文工团。“当教员时,主要是教唱歌,也写剧本。后来在金沙文工团里就什么都做,演员、编剧,还创作革命歌曲。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去当地学校的图书馆里借乐谱。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他喜欢抄谱子,部队要开拔了他就把原谱还给人家。”严锋说,“你想想,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背包里放的是西方交响乐总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行军打仗的间歇,严格喜欢到当地采风。“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就四处寻找当地民歌,请人唱几遍然后把旋律记下来。每次采完风,都会写信和好友章品镇分享,章品镇当时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严锋说,父亲和好友深受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影响,“巴托克高度重视民歌,认为民歌是音乐的灵魂,于是他们当时约定,要把中国的民歌都采一遍”。遗憾的是,严格与章品镇在这一时期往来的大量信件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慎遗失。

    部队打到苏州时,严格听说《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刘雪庵在苏州江南学院授课,便前去拜访。“父亲看到刘雪庵先生时,先生正在苏州拙政园内的湖心亭上给学生上课,父亲就远远地站在亭子外静静地听,直到下课才走上前去请教。”严锋说,当时父亲问的是“中国风格的音乐是怎么构成的,和弦上有什么特点?刘雪庵先生当场写了两个中国风格的和弦,让父亲大为佩服”。

    “1949年,父亲随军南下福建,特地到厦门鼓浪屿拜访国立音专的校长唐学咏。门房带他到一栋两层小楼底下,告诉他唐院长正在楼上弹琴,请他稍等。父亲就站在楼下听。邓唐先生下楼来,听父亲说想看钢琴,便把他带到学校礼堂,指着一架钢琴告诉他,‘这是德国的贝歇斯坦,它的声音excellent!(极佳)’父亲后来一直对这声‘excellent’记忆犹新。”

    从海安到盐城,从苏州到杭州,从厦门到福州,严格随军走到哪里,就将音乐追寻到哪里。“这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严锋说,“但其实,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中,也并不缺乏浪漫和风雅。”

  • 山雨欲来

    新中国成立后,严格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下设的文化部中任干事,后来也当过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的副主编。“从1950到1966年,这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比较安稳平静的一段时光。当时还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听古典音乐在当时并没有被禁止,还有学英语。”严锋说,父亲很久以前就想学英语,希望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但实际上政治压力还是存在,父亲学英语时就很怕别人知道,而对于听古典音乐,领导也曾经旁敲侧击提醒他要注意影响”。

    由于是部队干部,严格在“文革”前的工资待遇颇丰。“父亲结婚前钱还真不少,一个月的工资是140块。”严锋说,“除了买书、买唱片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余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接济亲戚和朋友了,当时受过他接济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

    严格的妻子是江苏常熟人。“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跟小姐妹一起去上海打工,她知道要有文化才能在上海找到好工作,于是一边上班一边上夜校自学文化。”严锋回忆,“母亲是上海制药厂的工人,随着工厂整体搬迁到福州,经熟人介绍与父亲相识并结婚。”随后,长子严锋、次子严锐先后于1964年、1968年降生,严格一下子成为一个四口之家的一家之主。

    “文革”开始后,严格因“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他从福州被押往江西住“牛棚”,1970年被发配回老家南通劳动改造。“母亲想把福州的工作辞掉,带着我们兄弟两个去南通陪我父亲。”严锋感慨,“在‘文革’中,丈夫出了事,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是要和丈夫划清界限的,甚至还有告密揭发的。而母亲却没有此举,父母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不幸的是,母亲此时却生了重病。“她只能把我和弟弟从福州送到常熟乡下,托亲戚代为照顾。”严锋尤其记得,这一路上,母亲抱着1岁的弟弟,牵着5岁的自己,还要照看所有行李,在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坐了整整三天三夜。“她把我们送到亲戚家,安顿好后就要回上海住院。母亲离开时,我追着母亲坐的长途汽车跑了好久,边跑边喊着妈妈。”严锋说,一家四口就此分隔四地。“母亲和父亲约定,等她病好了,就把我们接到南通一家团聚。”

    然而这个约定却再也没有实现,1971年妻子在上海病逝,严格终身未再娶。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忘记母亲,严格坚持和孩子们讲上海话,以这种方式缅怀亡妻。从上海吊丧回来,严格把7岁的严锋带回了南通。由于无法同时照顾好两个孩子,3岁的严锐仍然在常熟跟着姨妈生活,直到平反后,父子三人才真正团聚。

    严锋跟着父亲来到其劳动改造的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在儿子眼里,严格的工作很累。“刚去时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父亲的工作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我还记得父亲弯腰做着煤球,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骂他做得不好,父亲就重做一遍。”等严锋年纪大一点,父亲的工作变成了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机里,“这是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是很累的力气活”。

    父子俩住在一间破草屋里,一下雨就会漏,把床都淋湿了,冬天的寒夜里则更难熬。“吃的是五分钱的青菜和米饭,父亲爱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能加上一点自己熬的猪油和油渣,那便是天大的享受。”严锋曾在文章《我的父亲辛丰年》中写道:“晚饭后,父亲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父亲会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但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父亲心里肯定是很苦的,过得很压抑。”严锋说,有时候夜里醒来,会听到父亲的叹息声,“他以为我睡着了。他一直是很坚强的人,在我面前从来不会表现出苦闷,对周围的人也很和气。让父亲真正压抑苦闷的是,他没有时间看书也不敢听音乐。”“文革”前在福州的家里,严格一共买过5个电唱机,下放劳改的时候,他竟然将其中一个剥掉外壳,把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乡下。“还带了几张唱片,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听过。或许把它们带在身边,对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 虔诚乐迷

    严格有过两次平反,第一次是林彪事件后的部分平反。1973年,两个军人来到砖瓦厂,宣布恢复严格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虽然只是部分平反,但父亲在政治上的待遇一下子翻身了。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个砖瓦厂副主任当,实际上就是理论辅导员,工资也从24块涨到52块,一下子成了厂里工资最高的人,住的草屋也改成了砖屋。”严锋回忆道,“生活似乎一下子好了很多,我们可以骑车到镇上去买书了,买完书还可以吃碗面。”

    到1975年,彻底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等到了彻底平反,复员改成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在附近大一点的城市里安排一个工作。但当组织上征询父亲意见的时候,他却主动提出退休,当时他才50岁刚出头。想把‘文革’中失去的看书听音乐的时间补回来,这当然是父亲主动要求提前退休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政治、对官场已经厌倦和心灰意冷了。”

    按照当时规定,以严格的级别一般会分配一套三室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但他没有去找关系疏通路子,他这一生从来不会这些,结果分给他的房子就变成了两室,并要与多户人家共用公共厨房和卫生间。由于父亲已经提前退休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来管他。”严锋说,此后20年里,无论周围邻居的住房条件如何飞速进步,一家人从1976到1995年就一直住在这两间卧室和书房混用的小屋里。

    退休手续一办完,严格就一头扎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他是古典音乐的“原教旨主义”派,特别喜欢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不喜欢现代派和先锋音乐。“他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会做其他事情,一听就是四五个小时以上。”朋友告诉严格,韩国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播放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为此,严格特地买了一个当时最高品质的海燕收音机。“当时收听‘敌台’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要守在收音机旁,待每首曲子开始和结束时便飞快地把音量调到极轻,以免别人听到韩语的解说。”严锋说,由于听一遍不过瘾,为了录下和整理音乐节目,父亲又买了两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那时候的平均月工资也就几十元,而一台601就要400多块,这在当年可是十足的奢侈品。”严锋回忆说,刚平反时候组织补给了父亲一笔钱,“那个时候是家里最宽裕的时候,好像钱怎么也花不完似的”。

    两年后,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严格在老朋友家听过一次后,辗转托人买来了一台夏普AP9292。严锋记得,收录机运到家里的那天晚上,父亲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严锋说,从此韩国电台和601完全失宠,“直到1994年父亲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后,AP9292才慢慢地退居二线。但由于过度使用,AP9292上几乎所有的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甚至由原来的银色变成了漆黑。”

    在严锋眼中,父亲严格还是钢琴的终生热爱者。“我父亲热衷于收集一切与钢琴有关的资料,从乐谱、广告,到钢琴厂的图纸。然而好琴如斯,直到62岁才有能力购置人生中的第一架钢琴,并开始学琴生涯。”严锋说,父亲购买的是上海80年代生产的某个最糟糕的牌子中最便宜的一架钢琴,声音恶劣,却被父亲视为珍宝。“从专业的角度看,他弹得并不好,速度比较慢,甚至有些磕磕巴巴,我们有时候在旁边听得也挺难受。但他总能自得其乐,弹不出来的地方就用心去想象。”严锋说,父亲后来弹得越来越流畅,到70岁时保留曲目已经有100多首,包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黎明奏鸣曲》等等。

    严格还喜欢古琴。“他在古琴上是下过工夫的。”严格老来的忘年交严晓星告诉本刊记者,南通有一个古琴流派叫梅庵派,严格竟把《梅庵琴谱》的曲目学了将近三分之二。“严老告诉我他学到了《挟仙游》时,我还吓了一跳,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难的曲子了。”在儿子严锋的印象里,父亲严格除了钢琴、古琴外,还会好多种乐器,“小提琴、笛子、二胡,还有曼陀铃,他都会一些,只是不精”。

    沉浸在音乐世界里的严格,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并将英文的交响乐一词“symphony”音译为“辛丰年”作为笔名。80年代中期,好友章品镇建议辛丰年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后来推荐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为爱乐群体搜求的宝贝。在出版过程中,辛丰年结识了《读书》的编辑赵丽雅,因此机缘,辛丰年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门外谈乐”专栏。

    “他每天早上5点多就爬起来,点燃炉子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菜,回来路上买好儿子、儿媳和孙女的早点。回到家打开收音机听完BBC的早新闻后,就开始伏案写作。”严锋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详细回忆了辛丰年的写作习惯,“他总是一遍遍地修改,每修改一遍都要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重新誊写。”

    “慢慢地辛丰年的名气就大了起来。”严锋说,朋友在把自己介绍给别人时,逐渐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

    爱憎分明的辛丰年不喜欢名人和官员,却很喜欢和同道、和年轻人交往。“在南通,一些热爱文化的年轻人都喜欢去辛丰年家坐坐,彼此间也很熟。”严晓星告诉本刊记者,“辛丰年当时已经70多岁高龄了,还曾经坚持在凌晨三四点钟去接远道而来的朋友陆圣洁和薛范。前几年,陆圣洁在美国游泳时溺亡,老先生知道后很难过。”

    对朋友热情的辛丰年也非常喜欢孩子。“有家长听说当地有一个懂音乐的老爷爷,便把孩子送到辛丰年家里让他指点。”严锋说,其实辛丰年不过是孩子们的老同学罢了,也教不了什么。“但他很愿意谈谈看法,每次有小朋友来家里时,就可以快乐地过一个下午。听小朋友们弹巴赫、莫扎特和库劳,就是辛丰年最大的赏心乐事。”

    除了听音乐,辛丰年的退休时光里还要负责部分家务活。“我们是有分工的,买菜、做菜是我来做,烧饭和照看蜂窝煤是父亲的任务。”严锋说,“当时我们家没有煤气,只能烧蜂窝煤,但要一直保持它‘香火不断’又不多烧浪费,这可是一门学问。”严锋说,辛丰年的晚年便在家里“伺候”了蜂窝煤球炉很多年,“他偶尔也会做菜,我记得我高考那天中午回来,他亲手给我炒了二两河虾,味道很好”。

  • 杂食书虫

    严晓星仍然清晰地记得辛丰年旧所的摆设。“那是两间朝南的小屋子,其中一间是老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另一间住着他的小儿子和儿媳。他的房间里靠墙摆放着一张床,有一个书桌,西面的墙上有三排铁架子,东面墙壁前放着柜子,里面装满了书。”严晓星说,辛丰年是高度近视,“他和你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的,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

    “绝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书展开的,他会给我推荐书并谈自己的感受,我会告诉他最近出了什么新书。”严晓星说,辛丰年用的是一个小台灯,两人便对坐着在灯光下聊天。“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聊到张爱玲的《对照记》,台湾皇冠出版社的铜版纸版本非常少见。聊到兴起,老先生突然从柜子里翻出这本书,还用塑料纸包着。”严晓星说,辛丰年是个张爱玲迷,“网上许多张爱玲的‘粉丝’和周作人的‘粉丝’吵架,但老先生是既爱张爱玲也爱周作人。”

    “辛丰年爱读书、爱音乐,并不是想通过它得到什么,他没有功利的想法,而是纯粹的喜悦。”十几年里,严晓星替辛丰年找过数以千计的书,如果辛丰年要出书,严晓星还会帮他校对和提意见。“老先生极其爱书,他特别怕别人找他借书,担心别人把书借走再转借,书就很难还回来了。”严晓星说,“他看到珍贵的书会很高兴,没有印章,就用红色圆珠笔在扉页上画一个印章,是个很有童心的人。”“有一次我买了一本民国版的冰心的《春水》,他问我买民国版的做什么,我回答说反正不贵买一本玩玩嘛。结果他当时就鼻子一哼说,以书为玩物,最不可取。老先生身上老派知识分子的气场十足,说话时经常讲一些浅白的文言文。”

    辛丰年后来从老房子搬到现在住的新房子里,面积变大了,但并没有多余的房间作为书房,因而在搬家时只能保留大概200多本书。辛丰年曾经在《“书斋”垮了》一文中写下了搬家散书时的矛盾心情:“面对20多年来积聚的几千本书,许多是读了还想再读的,有一些是读过不止一两遍的,还有几乎天天要翻要查的工具书,所有这些同我朝夕相处、坐卧与共的书,要统统搬到新居去是办不到的,无处可放。像鲁迅那样租一处房子来放点书吗?租不起,这却如何是好!”最终,几千本书有一部分让儿子严锋带走,塞进他那早已塞满了书的车库,另一部分则分赠友好,“他们是和我有共同语言的爱书人,但并非藏而不看的藏书家”。

    人乐偕老

    晚年的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20点睡觉。他曾经说:“我现在很少听音乐,时间全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他的视力越来越差,看书有些吃力,“所以不得已忍痛戒掉音乐,在自己眼睛还没有瞎之前,能抢时间多看一点书”。严晓星回忆,“后来去老先生家,每次敲门都要等很长时间,因为他走过来很慢。他一般不太喜欢别人帮他,但有时候手抖翻不了书,我也会帮他”。

    辛丰年除了买书和买唱片,生活极为节俭,但对亲戚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却极为慷慨。“前年父亲生病住院,半夜里听到隔壁床病人的女儿在哭,第二天便让儿媳妇打听缘由,结果是因为她父亲的医药费还没凑够。父亲便立刻让儿媳妇送去一笔钱。”严锋说,父亲年纪大了,很多时候需要人照顾,这几年家境也大为改善,请个保姆在经济上并没有问题,“但父亲不愿意,总觉得是在剥削别人。他看到新闻里说哪里遭难了哪里又打仗了,就会流眼泪,看不得别人受苦”。

    “这两年里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法看书了,于是又听起了音乐。”严锋的弟弟严锐还会时常放一些流行音乐给辛丰年听。“父亲以前很排斥流行音乐,标准很严格,但现在他越来越放松和随和,有时候还会说这个蛮好听的。比如《掌声响起来》,他听了觉得前奏很不错,又比如《隐形的翅膀》,他说这个旋律很好。”

    严锋说:“父亲一直非常抗拒医院,认为没有人能够在医院里保持尊严。”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身体很好,这辈子几乎没怎么进过医院。“老先生走的过程没什么痛苦,非常符合他的意愿,这是一种福分。”

    在严晓星眼里,辛丰年代表了一个时代。“我不是夸大辛丰年的地位,而是时代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时,他那么真诚地出现了。他把自己定义为音乐的导游人。你喜欢音乐吗?那就跟他走吧,他会牵着你的手,娓娓分享自己的感受。”

    在辛丰年的葬礼上,播放的是老先生钟爱的德沃夏克《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严锋在悼词中说:“父亲一生忠厚老实,善良正直,在艰难卓绝中把我和弟弟带大。他参加革命不是出于投机,而是想奉献社会,他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失去对世界的信念。父亲毕生都在追求大爱大美,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感谢实习记者阿润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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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04.28 2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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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怀念下辛/严老爷子!

    总觉读罢有关老爷子的星星点点故事就能给浮躁的心带来一丝清凉也同时良久无语然后慢慢地觉得释然!!!

    老爷子真是一种永恒的坚韧——个人觉得自己可以以此为榜样。
    lining99修改此贴于2013.04.28 21:54:52
    发表于2013.04.28 21: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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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老先生的知音、拥泵或者粉丝在这里出现的太少啊。
    发表于2013.04.28 15: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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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04.26 23: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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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6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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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04.26 16: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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