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乐
辛丰年 于 2016.12.13 15:25:14 | 源自:微信公众号-严锋老师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00.00/0

几年前读了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书中所谈的文、乐因缘,引起了对文人与音乐的因缘这个问题的兴趣。随后又看到《读书》上有一篇文章,所论为“中国文人之非学者化”。忽然想到了一个也许并不能成立的问题:自从近代以来,中国文人是不是“非乐化”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同音乐的关系如胶似漆,几乎到了分拆不开的程度。这当然同文人好乐、知乐的情形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传统发展到唐、宋是最光华灿烂了。试看一部《全唐诗》中有多少咏乐的诗篇。有些名篇的“绘声”效果简直神妙到了可以令人误信唐乐的作曲与演奏水平真有那么高了!

这是可以思索的一个问题。但是,诗人们的“听功”(范哗语)的高明,“通感”的惊人地发达,那却是“有诗为证”无可置疑的。

其实,唐诗不但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已,它那诗的语言中本身所蕴含着的一种“音乐”,也蕴藏着它的魅力之奥秘。这种同汉语声韵特点相联系,也同诗词格律相联系的,诗中有“乐”的微妙现象,要比诗与乐的外在的结合更可玩味!

宋词同音乐的进一步密切,同样是不仅在于外在的结合,而且那语言的内在之“乐”也强化、深化了。如果没有后者,那么,既然词调已经亡失,人们又怎能从读词中感受其美呢?

这当然又证明了两宋词人对于音乐的感受、理解、运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虽然唐音那么嘹亮,而宋诗却“字字哑起来了”(朱谦之引朱熹的话,又加发挥);也许这却可以读出别一种“音乐”,一种有意为之的带酸涩感的不协和。

盛极转衰。诗与乐、文人与乐结缘,相互滋养,自从中世纪以来似以乎呈现为一条颓然下降的轨迹。

转眼便到了明、清。词调的音乐已是名存而音亡。虽说有新兴起来的“曲”,而且一度繁荣普及到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都能哼他几声,然而,“乾、嘉而后,考据之学日进,作传奇者日鲜……道、咸以降,文人绝口不谈此事”(魏戫书《集成曲谱》序中的话)。

到了光、宣年间,连文人知道昆曲唱法的也不多了。

然则那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起来,情况又如何?

朱谦之在此书一开头便发感慨道:“现在(按,此书出版之年是一九三五)讲中国文学史的,不管是新派旧派,对于音乐文学都没有多大理会”,“以为文学只是文章,是为文不为声的”。

其实岂但没有多大理会,像胡适,竟然力主“废曲用白”,认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一方面的种种束缚”,以为这才合于“文学进化观”云云(见《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还说:“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

他一心要提倡新兴的话剧,然而他对于音乐,对于音乐与诗、剧之结合,竟是那样的不感兴趣!(《胡适谈话录》中无一语谈及音乐!)

在致胡适论《尝试集》中新诗的一封信中,梁任公倒是坦白地承认:“吾侪不知乐”。

这又未免太谦虚了。《饮冰室诗话》(旧版)中有一篇《从军乐》,用民间小调《梳妆台》的谱填上了新词。它是戊戌政变之后为清留东学生演的一部六幕通俗剧作的插曲。以时世新内容与下里巴人之讴相结合,可见他岂但并非“不知乐”,也重视乐之功用,而且颇有新眼光、新听觉了!

和梁氏同处一大时代而又同音乐有着不寻常的情缘的文人是李叔同。

阅尽繁华之后能自甘清苦,像个张宗子;曾经沉酣声色,终乃归心彼岸,则又令人联想到李斯特了。

如今的中、青年即便也爱唱一曲“长亭外,古道边”可不一定真能尝出其中那种有迟暮之感的、惆怅的中国味了!人们更不大会留意到,此歌之曲原来是大洋彼岸的西洋调,又经过扶桑乐人改造的了。弘一上人妙选了这篇西来之曲,填以自写的新词,乃使词曲契合,完全地华化了!

李叔同真正的自度曲虽然可惜并不多——太少了!然而他的中西诗乐“嫁接法”却真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例如,李太白的《春思》,他拿来镶配在一首德国家传户晓的民谣曲上(此调可从勃拉姆斯《学院庆典序曲》中听到)。我辈中国人唱了非但不觉其洋,且觉得诗乐相契,而又古意盎然。本人自从在《中文名歌五十曲》(丰子恺编辑)上读到这首歌曲以来,不觉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种印象至今没淡。

为新诗“扬鞭”前驱的刘半农,不止爱乐,且深明乐理。他从海外拿了顶博士帽归来,带回一架小提琴给他乃弟刘天华,还译了一册《海外名歌选》。他去测定过清宫古乐器的音高。在《四声实验录》中讲了同汉语声调相关的乐理。听过他讲这门课的王力,记得他“由于对音乐的爱好,讲得那样津津有味,以致喧宾夺主”。他同疑古玄同讨论了怎样革新填词的问题。他考虑到利用皮黄调这只“旧瓶”来装新诗之“酒”,主张不妨来写“调寄西皮某板”的新诗。钱玄同则设想洋腔也不妨拿来便用:例如“调寄舒曼钢琴协奏曲”(按,这想来是指曲中的主题旋律?西方也有用器乐曲名作的主题配词成歌的)。他们这想法,一部分李叔同已经试过了。

徐志摩作新诗讲究格律而声韵铿锵,这同他的爱好音乐显然大有关系。新文化文人谈乐的文字寥寥可数(除开丰子恺等为“普乐”而写的),他却有好几篇。他不但自己爱听“贝德花芬”,作《听槐格纳》的诗,还在授课的讲坛上劝学生们去音乐会,并且教给他们“要综合地听”。

叶绍钧一九三八年给友人的信中透露:“歌曲一道,弟有野心,而,迄未动笔。诚以时下流行者固看不上眼,而谋有以胜之”。

假如他的“野心”只是指写作歌词的话,那么,《空山灵雨》、《春桃》的作者更进了一步。他为《稻草人》作了曲。

也曾动手作曲的文人还有林语堂。他还能弹洋琴。创造社的陶晶孙不仅对弹琴有深嗜,并且写乐评文字。

朱自清对新诗对音乐都爱得深深的。他早期的美文中便有这种句子:“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哑铃上奏着的名曲,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从他欧游中买唱片、赴音乐会,记游文中常写到对所闻的感受,都见出他的乐兴之浓。

这种兴致与体验又反映于他对古诗与新诗的赏析中。在《中国歌谣》中论及诗与乐的关系。在《精读指导举隅》中,提到“在自修的时候尤其应当吟诵”。

从朱自清仔细倾听赵元任演唱为新诗谱制的艺术歌这件事上,又可想见其对于诗乐结合以推进新诗运动的那种热忱。

像赵元任这样一位中西文化会通的学者,一位在清华研究院同梁启超、王静安、陈寅恪平起平坐的大师,在五四风流人物中称得起是唯一的一位真正通晓音乐之道的人,而他的兴致勃勃为新诗同新乐结缘,也创造中华风味的音乐所做的试验,真令我辈爱乐也爱诗者神往而又崇仰不尽!

一部《新诗歌集》中,不但有记录在乐谱上的当年的新声、而今的“Classic”;还留下了他对诗乐结合与音乐民族化、现代化的见解和经验谈。

徐志摩的《海韵》,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大白的《卖布谣》,等等早期新诗作品,多亏了他的“音译”,才免于哑然地停留在纸面上,而是“乘着歌之翼”传到了广泛得多的读者口上、心中。

朱自清当年仔细记下了自己倾听赵氏演唱前两首作品的感受:“这两首诗,因了赵先生的一唱,在我们心里增加了某种价值,是无疑的。散会后有人和我说,‘赵先生这回唱,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这是不错的。”

深可叹惜的是,自那以后,并没有如朱自清所期望的:“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这种新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渐渐确定,成为文学正体了”。

古文人好乐的佳话有大量的记述可稽,虽然散碎而语焉不详。现代的这种记载连简略的资料也看不到多少。这恐怕也正反映出文人们同音乐的确是疏远了。

同以上这一些文人音乐化适成对照的,也有几例引人思索。

茅盾和老舍都承认自己听不懂音乐。

《女神》作者除了写过对古乐与古代乐人的考证文字以外,文集中看不到什么可以说明他对音乐感兴趣的文字。

鲁迅写了、译了那么多绍介美术的文字,那么热忱地为了开扩美术青年的眼界、提倡新美术而操心,但是全集中涉及音乐的文字不过几篇。其中一篇还是浇向徐志摩头上的一盆冷水,讨厌他把音乐说玄了。

日记中虽有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往听田边尚雄在北大讲演《中国古乐之价值》的记载,但所记的听音乐会的事只有两次。

一回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是去看联华歌舞团的歌舞。对于这个由黎锦晖主持的团体的表演,他也像看电影《诗人挖目记》那回一样,不终场而退了。这又像当年在北京被咚咚喤喤赶出了旧剧的戏园子的重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他去大光明影院听的那场音乐会,却有值得我们记住的历史价值。试演的是阿甫·夏洛穆夫的三部作品。他是一位俄侨乐人,非常热心于中西结合的音乐创作。所演的第一曲《北平印象》,又名 《北平胡同》。这篇管弦乐速写是以高奏皮黄过门的曲调开头的。其中,还可听到旧都的“货声”。第二曲是独唱《晴雯逝世歌》(可能是据《红楼梦》中《芙蓉诔》谱曲的吧?)第三个节目《琴心波光》,日记中说是“西乐中剧”,其实从别的资料中知道这是一出舞剧。

鲁迅记下的观感是:“后二种皆不见佳”。

要做的事太多,而且还“得赶快做”。然而听音乐是一种时光代价很高的事。这也许是鲁迅无心赏乐的原故之一?

试看:“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彻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这何尝像一个对乐无感也无知的人写的?

《秋夜》中也有乐。正似一位善读者拎出的那样,读此文,前半阒然无声。读到“哇的一声……”忽地便众响杂然而鸣。实际上那前半也不是无乐,那正像古今好音乐中用得妙的休止符。

周作人对音乐不止是冷淡而已。尽管他早在一九一〇年写的《文明之基础》中便从古乐之不传,今乐又不可听,表示了对中国人的“听觉已钝”有感慨,在另一篇《悲歌当泣》中也明明说音乐乃是艺术中最高的一种,感动力最强,力量超过文字。又在《一岁货声》中惋惜读书人的已经不会歌唱。然而他连刘天华革新了的二胡音乐也听了无动于中。

足可证明他的听觉与乐感绝不“钝”的是,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八股文中包含的某种“音乐性”,他是特别敏感的,而这也加深了他对它们的憎恶。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同音乐相亲,何以到近代便疏离了呢?恐怕这同中国音乐文化的盛衰也牵连在一起,而且相互为用——负作用。

原先曾经发达到如此光华灿烂的中华音乐文化,后来便衰败下来。西风东渐,新乐东来。同中世纪以后有了可惊的发展的这种新声相比,今不如昔的中乐更显得“不可听”了。于是文人或为之惊喜而被吸引过去,或因其难解而敬而远之,但也对相形见绌的中乐更加冷漠。白话文不能像桐城派文章那么摇头摆脑地哼。新诗无法像旧体诗词那样曼声吟诵。好的新诗无人作谱,也不好谱,谱了也少有传唱的机会。至于大众爱唱的新歌呢,那歌词又难以当成诗篇来单独欣赏,成为新乐府。旧体诗的还潮,固然还别有原故,但那诗中之“乐”是有作用的吧?

那么,而今之事又如何?

无论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还是下里巴人的俗乐,现在都拥有了熙熙攘攘的文人“发烧友”,那盛况是空前的!那么,文人们将像唐宋文人那样,或西方近代文人那样真心、严肃地爱乐,从中得滋养,反过来也给音乐以滋养吗?我们的新诗、新乐将因之而开奇葩结异果吗?对诗与乐都感兴趣的人将拭目洗耳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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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诚伤心事。盖宋以来华夏大地常受外来侵扰,悠闲之风气不再,更难有西欧文艺复兴的契机。
发表于2016.12.17 19:02:17
4
Soomal将于12月11日发布Xplay6的屏幕测评,15日语音通话测评,而音质测评将在12月18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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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6.12.15 21:52:43
3
03
发表于2016.12.14 1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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