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仍然震撼和痛心，在我的脑海里，他执棒之下的乐声依然还在耳畔回响。七年前的这周在东京，我和来自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好友们一起，在三得利音乐厅欣赏了扬颂斯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
伟大的已故指挥家马瑞斯·扬颂斯，他的离世令人心碎。这无疑是值得一生留念的音乐经历之一。足以见得观众对他势不可挡的热情和纯粹的爱戴。
对我来说，我荣幸享有了一个特权。马瑞斯·扬颂斯是那座城市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在音乐会和排练期间，我与他共度了宝贵的时光，并了解到他对日本人民和文化的尊重之深，尤其是因为马瑞斯·扬颂斯和日本人民一样着迷于现代科学的发展。
同他们一样，扬颂斯也梦想建造一个完美的音乐厅；如果德国伟大的城市慕尼黑真能建造一个无愧于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音乐厅，那将是一个多么永恒的纪念。
人们常说是死亡定义了我们，却鲜少有人比马瑞斯·扬颂斯更为永恒。当然，这并没有丝毫减损他的人性；几乎可以肯定，扬颂斯的艺术以我们其他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得以升华。2015年，查尔斯·肯尼迪去世时，一位共同的朋友说这“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我对马瑞斯·扬颂斯的离世也是如此感受，这个终于困扰了他几十年的心脏衰弱最终击溃了他。
我知道扬颂斯病入膏肓，他父亲也因类似的情况而猝然早逝，但不知怎的，我试着说服自己，他非凡的精神将使他在指挥台上屹立多年。
在这种时候，我羡慕那些写讣告的人，他们比我有双重优势：个人的超然和已然成稿的作品。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我仍然震惊和痛心，在我的脑海里，这样一个如此震撼心扉的乐声已然平息了。
音乐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从小在伦敦长大，让我很早就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一些极具影响力的重要音乐人物的演出。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思考扬颂斯之死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痛苦沟壑时，我意识到的确有五位音乐家把我对音乐起初的兴趣转化为更深层次的东西：无限博学的伦纳德·伯恩斯坦，歌手杰西·诺曼，以及三位风格各异的指挥家：君特·旺德，克劳斯·腾斯泰德和马瑞斯·扬颂斯。
伯恩斯坦先离开人生，然后是克劳斯·腾斯泰德，然后是君特·旺德；如今几个月之后，杰西和扬颂斯也走了。音乐会终止，指挥棒垂下，我所听到过的最伟大的声音也销声匿迹了。我成长时期的音乐痕迹全然被记忆所淹没。
我第一次接触扬颂斯是通过聆听过他对柴可夫斯基作品的诠释，但并非亲眼目睹他的演出。我的第一次“亲身经历”，是在30多年前和我的父母一起坐在只有一半的巴比肯人的前排座位上。贝多芬《第二交响曲》之后是马勒的交响乐作品。在扬颂斯指挥棒下，没有一首曲目是点到为止的演绎。我当即意识到我永不会听到与之相匹的表演了。
当时沉浸于乐声中如痴如醉的观众欢呼雀跃，要求不断加演。幸运的是，管弦乐队已然准备了四首安可，最后一首是彼得·格兰姆斯的《暴风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首陌生的曲子。在指挥台上和大厅里，我们彼此都知晓那天晚上我们共同参与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我会非常想念他的。”褪色的记忆，加上他那非凡的录音遗产，是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一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扬颂斯的名声越来越大，我有幸亲历了他在阿姆斯特丹、慕尼黑、东京、柏林、都柏林、伦敦等地的音乐会。
他从来没有令人失望过。虽然指挥这个职业常被喻为——在心灵与头脑、技巧与灵感、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狄俄尼索斯（酒神）与阿波罗（日神）之间，施加了一种极端但不可避免的两极张力。然而马瑞斯·扬颂斯的演绎消弭了这些矛盾。
他一丝不苟，总是尊重乐谱，认真钻研每一个细节，探究如何演奏作品，但他从来未仅仅依靠技术来实现这一切。有时他会用戏剧化的华丽感来制造最后一丝兴奋，就像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结尾的突然加速处理那样。然而，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他的音乐处理也绝不会违背作曲家或作品的意志。
从巴洛克风格到当代风格，他的演奏曲目之广都是令人惊叹的，他完全掌握了这一切。无论在原则性上还是音乐性上，他对马勒交响曲的诠释毫无保留，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热衷于学习和表演这个作品，但生命的时钟戛然停摆，如今已经为时已晚。
当我们失去一个如此温柔、善良、才华横溢的人时，我们感到百无聊慰，但马瑞斯·扬颂斯的遗产是如此令人敬畏且真实存在的。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唱片业的要求，他的大部分最好的作品都是由一个电台乐团完成的，所以录音对他来说是第二天性。
我有许多心仪的音乐家，但没有一个能与扬颂斯和80到90位顶级音乐家在音乐厅里的激动人心的体验相提并论。我将怀念他的海顿和贝多芬，他的柴可夫斯基和布鲁克纳，他的马勒和斯特拉文斯基。我相信未来的几代人也会如此，但他们永远不会经历我们所经历的。
我会非常想念他的。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一切，是逐渐消逝的记忆和他所留下的非凡遗产。有一天，也许很快，也许时隔多年，我将把一张唱片放入唱机，重温那些无价的音乐经历，比世上所有黄金都珍贵。但如今，音乐停止了，我只能这般静静地追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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