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omal 编者按：古典音乐向来容易给普罗大众留下难以接近的古板印象，而一直以来那些知名的音乐家的形象也通常被一些书籍简单地脸谱化——莫扎特是神童式的、贝多芬是英雄性的、肖邦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等等；这种对于艺术家形象认知的局限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很普遍。然而事实上，只要是人，就必然有七情六欲；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不可能完全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社会完全剥离；对于那些艺术造诣非凡的西方作曲家而言，同样不可能背离这个规律。当代著名音乐学者、音乐评论家，英国人Norman Lebrecht（诺曼·莱布雷希特）先生所著的这本《音乐逸事》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渠道，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音乐家们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八卦奇遇、趣闻轶事，从中看到他们人性化的一面。在获得此书中文版译者盛韵女士的授权后，本站将从即日起陆续转载此书的部分篇章，在此对译者表示衷心感谢！这篇《大音乐家们的小故事与人性面》选摘自诺曼·莱布雷希特先生为此书所写的自序，标题为本站另加。
1791年，当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来到伦敦时，立刻为伦敦巨大的版图与生气勃勃的社会氛围所倾倒，于是这位井井有条的先生记下了满满四大本伦敦印象 。他辛辛苦苦记下的“逸事”足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古板的维也纳充当饭桌上的谈资了。海顿为自己的仰慕者们准备了足以令他们惊诧的故事：一位牧师在听到他的第75交响曲的慢乐章时，突然崩溃继而死亡，因为他在前夜的梦里听过相同的音乐；他还为音乐家同僚们准备了有趣的段子：一个自负的指挥等不及定音鼓调好音就开始演出，而让鼓手在演出当场变调；他为贵族庇护者详细记录了伦敦市长大人在皇家阿斯科特（Royal Ascot）赛马场比赛当天的晚宴，有趣的是，他隐约提到蒂梵诗（Devonshire）公爵夫人的衬裙底下露出了一只陌生人的脚。
作为一个业余采集者，海顿挑选的是最广义概念上的“逸事”——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字典1773年第四版中指出：“现在这个词根据法语而来，指传记中的事件，或者私人生活中的简短片断。”
本书追随海顿的足迹，通过许多大音乐家本人、他们的至爱亲朋或者同时代人的冷眼旁观勾勒了他们的生活。这些故事绝不是为了制造小道消息或者窥私秀，而是为了告诉大家伟大的音乐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的，尽管我的方式有些转弯抹角。这些逸事或幽默或悲剧、或浮浅或深刻、或世俗或崇高、或私人或公开；它们代表了一种尝试：为音乐的黄金年代加上人性的一面。
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一些艺术方面的研究中，逸事是必不可少的成分。英语文学中充满了逸事集锦，其中以詹姆斯·萨瑟兰（James Sutherland）的《牛津文学逸事》（Oxford Book of Literary Anecdotes）为此类选集的典范。
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音乐领域中，逸事却背上了种种骂名。弗兰克·沃克（Frank Walker）在他的《威尔第》（The Man Verdi，1962）中曾说：“现今大家都对‘逸事传记’不以为然，不相信任何没有文献依据的故事。”即便那些有文献记载的逸事，现代音乐学者也宁可弃之不用，代之以极度详尽的作品注释和结构分析的研究方式。
这种倾向在大型音乐参考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乔治·格罗夫（George Grove）在四卷本的《音乐与音乐家词典》（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1879-1889）中扼要归纳了大量的个人见解；但在20册的《新格罗夫词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1980）中却只有大量的日期、名单、分类，连一个小故事都难得看到。珀西·斯格尔（Percy Schole）的《牛津音乐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Music，1938）及其大部头续集《新牛津音乐指南》（New Oxford Companion to Music，1983）同样表现出那种单调与苍白。著名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熟知马勒管弦乐配器法的每个细节，但是对于这位堪称自我描述型的音乐家，却除了他的生卒年月以及他娶了一个著名的坏女人外一无所知。音乐创作者的个性被认为与其作品毫无关系。
在严肃音乐的听众明显减少的年代里，大家开始盲目地寻求刺激的信息，音乐文学开始向歪曲事实者投降。彼得·沙弗（Peter Shaffer）对于莫扎特极尽歪曲之能事的银幕形象（Soomal注：指1985年奥斯卡年度最佳影片《莫扎特传》）居然打动了数百万人，足以证明了为广大读者重塑伟大音乐家真实形象的紧迫性。
很明显，即便对于一位作曲家的生平不甚了解，也不妨碍你享受他（她）的音乐。但是一则相关的逸事所表达的个人洞见，往往能提供一种探索音乐的深层含义和动因。如果这故事足够离奇或富于灵感，就更为音乐平添了一种风味。
曾经充斥在成千本音乐传记、回忆录及通信中的逸事由于早已绝版，在现代研究中少有提及。这些失落的文献记录了许多无法替代的事实：比如，在1901年纽约出版的一位美国钢琴家的自传中，有他目睹浪漫主义音乐晚期的两极人物——勃拉姆斯和李斯特——的相遇和分别的唯一记载。在19世纪那些老辈大师的传记中也充满了逸事。在威廉·洛克斯特罗（William Rockstro）1883年的《亨德尔生平》（Life of Handel）一书中，逸事构成了一个长达30页篇幅的章节，而且每个故事都能做到谨慎地追本溯源。
但是，在本书之前，还没有过任何通过重要音乐家的逸事来考索音乐的系统尝试。本书的目的是：重现音乐史上久被遗忘的事件，时而揭示不为人知的插曲，通过这种曲径来纠正当下音乐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平衡现象。
在这当中，我必须、也有必要武断地做一些个人取舍，无疑这会令我错过一些精彩的故事和丰富的资源。一些当时广为人知的饭后闲谈由于没有见诸纸端而失传；另一些则存在于方言记载中，未能进入英语世界；还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因不可信而被排除。
组织本书的最合理的方式大概是编年体，以人物而不是事件为核心。一些边缘人物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曾有绝妙的逸事；同时，早期的许多重要作曲家因为缺乏有趣的故事而不得不被略去。我特别遗憾在这本书里没有出现杜费（Dufay）、帕勒斯提纳（Palestrina）、阿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阿尔肯（Alkan）、斯美塔纳（Smetana）和库特·魏尔（Kurt Weill）。如果有读者知道关于他们的逸事，我很乐意帮助出版。我同样欢迎各方的指正，在这样一本大书中，不可避免会有漏网的错误。
总而言之，我尽力把那些从根本上为音乐带来改变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囊括其中。最重要的二十多位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是，他或她所被记录的篇幅并不是评判的唯一标准。外向的和性情古怪的人更容易制造话题，例如帕格尼尼、罗西尼和李斯特，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填满一部完整的逸事专著。
在处理逸事时，真实性是永恒的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故事在什么时候被粉饰得具有了戏剧效果（很多有趣的逸事必然经过修饰），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一个故事究竟什么时候才真正成形。哪怕是最称职的历史学家也在编造的故事上栽过跟头：
1845年我第一次去维也纳，曾和著名的竖琴家Parish-Alvars、指挥Reuling一起在咖啡馆喝咖啡，后者告诉我，我们坐的地方，正是当年舒伯特跟贝多芬一起抽雪茄、一边创作艺术歌曲之所在。舒伯特相当胖，他的雪茄灰都堆积在马甲上，如果贝多芬恰好有幽默的兴致，就会把烟灰吹到乐谱上，然后用一种嘲笑英雄的口吻唱道：“看呐！凤凰从烟灰里涅磐了！”
约翰·埃拉（John Ella），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会总管、作家，应该最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贝多芬从来没有和舒伯特去过咖啡馆；事实上，他们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Reuling不认识舒伯特，舒伯特也不抽雪茄。尽管有这些小错误，你还是会在一些对舒伯特的记载中读到这个故事。
通常我会追查一则逸事最早的出版源头。不管一个故事如何引起我的怀疑，如果找不到确实的证据驳斥它，我还是会把它记录下来。在大把的例子中，一些有争议的或者伪造的逸事被保留下来。关于这些逸事，书后的注释中会进行有保留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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