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是世界音乐的“马勒年”。在欧洲，几乎每个夜晚都有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年-1911年）的作品上演。
而在一百多年前，每晚7点，维也纳音乐厅的绛红色幕布准点拉开，当红的指挥家马勒身着三件套燕尾服，穿过乐手、鲜花、掌声，回首致意，转身三两步跨上了指挥台。身材瘦小的他顿时恍若君临。
马勒是个精力过人的工作狂。就像他的那些讽刺漫画：右手指挥棒，左手带电，发脾气，竖头发，法令纹深陷，夹鼻眼镜快从鼻梁上跌下。在指挥台上他是上帝，在院长办公室他是魔鬼，旅行演出瓦格纳歌剧时他是权威，争夺首席指挥家职位时他是策略家，维也纳艺术沙龙里他是谈笑风生的知识分子，除了他那个才华横溢的老婆有点让他头疼之外，音乐事业风生水起所向无敌，37岁就当上了维也纳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和院长。
马勒说，我指挥是为了活着，而我活着是为了作曲。做指挥他活得很好，在那个年代，他的指挥家名声如雷贯耳，甚至把欧洲20世纪的最初10年变成了马勒时代，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看好他的交响曲，连罗曼·罗兰也笑话他。只有他自己听见了未来的召唤，他说，我的时代终会到来。
这位风光显赫的指挥家与作曲家，生前灿烂死后辉煌，享受着上帝的双重宠幸。当然命运也向他索取身心俱创的代价。在风光与宠幸的背后，他的一生精彩亢奋，漂泊，追逐，征战，被自己的才华、梦想和神经质的意志挟裹着旋转不停、疲倦不堪。直到死神与他开起了玩笑，将他的梦想成真，也将他的预言实现，他顿时从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惊醒。
第一乐章：漂泊者
交响人生，从幼年开始。父母总是争吵不休，这个奥地利小商贩的儿子逃出压抑杂乱的屋子，跑到小巷口，远远听见手摇风琴的民谣曲。音乐多欢畅，让他立刻忘了烦闷。戏剧性在幼年的记忆里扎根。后来，有那么多人质疑他乐曲中的混乱、分裂，他不觉得需要解释，只是叫人们愈加迷惑。
此后是名震乡野的神童。从小就分明的音乐家道路。15岁，马勒说服父亲，独自离家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读书，少年马勒在个人事业发展中已表现出过人的清醒与顽强。在世纪末，音乐很狂热，现实很残酷。他不梦想，只行动。
从20岁开始，马勒几乎每年都换工作，漂泊在不同的城市，飞快晋升，他的身上具备了成功艺术家的一切潜质：才华横溢、锲而不舍、榨取精力、追求极致，全面发扬了德国人的严谨博学与犹太人的精明。
那时候音乐学院里还没有指挥系，马勒学的是作曲和钢琴，为了混饭，他阅读总谱，无师自通。自从做了指挥之后，音乐学院的功课被全面派上了用场，他一点一滴体会着乐谱兑现于音响的壮阔而微妙的奇迹，从此迷上了指挥。从不出门社交玩乐，全部时间用来研读总谱，对乐手严厉，对自己更严厉，把合唱队累得声嘶力竭，几个月下来人们看到了马勒的成绩。他一边展示才能一边寻求机遇。
24岁，马勒第一次陷入恋爱，第一次他忘了去剧院指挥排练，在家写得昏天黑地。音乐是不可抑制的生命狂流。一个月之后，第一交响曲“泰坦”诞生了，他发现原来自己还可以做一个作曲家。
1889年，《第一交响曲》首演的时候，附加了一些标题，比如，青年时代、春日天涯，大自然、苏醒，采花，柔板，满帆，谐谑曲，人间喜剧……一派青春蓬勃，生怕人们不能全部领会。每隔五年，马勒都会重新修订他的作品，后来这些标题都被取消了。曾经爱上有夫之妇的情欲之火暗涌，后来变成了一部永恒的青春诗篇，爱情唤醒了他，年轻的生命渴望出发，胸中有大地山川奔腾。
在晚年，马勒分析自己的混乱，他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是奥地利人，在地球的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无根的漂泊感伴随了他一生，说起来有点伤感，其实马勒一辈子都挺享受这种不安定。后来，他从德意志剧院一路挺进，成为维也纳歌剧院的乐队指挥和院长，成为欧洲音乐界的公认领袖，之后又转身挥麾向新大陆。指挥事业也如此，他永远要求过分，每一遍演出都要求改进，排练时强音永远不够强，弱音总是不够弱。合作者抱怨，马勒总是不能恪守他说过的话，可是传记家说，马勒恪守的是变化。听命于变化，追求瞬间的完美，与一切墨守成规作战，将时代、个性的印记融入古典音乐，开辟创造性的演绎，他留下了不少莫扎特、瓦格纳歌剧的经典演绎版本。
这种冒险家性格成就了一个天才的创作者。
第二交响曲“复活”立刻告别了一交的青春之歌，他转而在音乐中探讨生死的哲学命题，但依旧激情勃发。如果说漫长的第三交响曲是漫漫寻觅，第四交响曲是一曲活泼的间奏，如此尝试与精进，直到第五交响曲，成为一曲成熟与转折之作。
在维也纳，马勒认识了表现主义作曲家勋伯格。后来他一直关注勋伯格，像前辈那样扶持他，又像学子那样好奇他的表现主义音乐。他对德彪西也是如此。在马勒后来的第六至第十交响曲中，可发现勋伯格式破碎旋律、德彪西式缥缈和声、瓦格纳式和声外音，所有的影响都是渗透的、融合的、谨慎的、德国式的。他集合、改编新作曲技术，叫它们纷纷融入自己的交响曲，直至音响之酒更醇。
在第八“千人”交响曲中，马勒的音乐已不再属于人间，他说，这是太阳运行的声音。他遥望银河天体，用辉煌音响俯瞰人类，赞叹宇宙奇迹。这首乐曲涵盖了8名独唱演员，171位乐手、850名合唱队员，总计1029人，如今演出起来还是个大麻烦，有时候剧院的乐池都装不下。从音响学上考虑，两个乐手同时演奏的声音只能比独奏增强0.15倍，事实上增加乐器与乐手只是阵势唬人，并不能加强兵力，不能让音响成倍扩增，这让马勒时常遭后世诟病。虽然此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但乐器增加可使音响形态更融合而柔韧，弥漫的混沌的音响把交响乐带领至太空时代。这种手法后来在20世纪新音乐中被广泛地开发。
第二乐章：独裁者
马勒的传记作家Kurt Blaukopf说：“凡是他嗅到有一个空缺的乐队指挥位置的地方，他都要显示自己的存在。”马勒到底是指挥家，渐渐地周围的人事也由着他指挥摆布了，据说他奉承大师、结交贵族和政客，谈论起竞争对手来也不是那么高尚。而且，马勒的统治从乐池延伸到舞台，他监督歌剧的布景，激发演员的戏剧张力，规划整体效果，从现在来看，他其实还是一位歌剧导演。据说他个子矮小（不足160cm），但爆发力惊人，发起火来就会从乐池一下子蹦上舞台，把站错位的歌手一把推到正确位置。
终于，马勒的雄才大略在他争夺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的一场好戏中得到了全面发挥。
1897年，维也纳歌剧院的院长患病，宫廷剧院总监开始物色新的乐队指挥，并且要在短期内将他扶持为院长。那个夏季，马勒除了关在湖畔小屋里工作，时常骑着自行车远游，四处联络同盟，拜访师友，比如勃拉姆斯、音乐评论家汉斯利克，还有艺术家、政治家朋友。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帮得上马勒这个大忙呢。当然这些同盟者后来都为他的上任锦上添花。37岁当院长，实在是不够成熟吧，办公厅主任们心想，这个指挥家还是个毛头小伙，上任之后歌剧院还不是在自己手里？可是后来马勒的院长职位一站稳，他们的白日梦通通成泡影。
马勒战绩累累，但臭骂远扬，乐手们总是背后骂他暴政、神经质、乖僻，他觉得需要解释。他一面请歌剧院的办公厅主任对他的上任施加影响，一面让朋友以官方文件向主任解释，强调马勒的“天才和激情的天性”，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做出成就，并善于让别人做出尽可能多的成就”。这些朋友们都没有说谎，在指挥台上，连他的敌人也崇拜他。
马勒在维也纳的第一场演出即博得了满堂喝彩。他只有一次排练机会，还是高难度的瓦格纳的《罗恩格林》，演出成功得出乎他的意料，不愧是训练有素的维也纳歌剧院乐团，他的干劲立刻就来了。之后的一场演出让他彻底赢得了维也纳的心。在他有力的序曲中，倨傲的维也纳人先冷淡观望，之后莫扎特的《魔笛》声起，人们有点坐不住了，一个艺术家的活力让轻盈的音符飘飘欲仙。最后贝多芬的《英雄》制造了高潮。这样一张一弛，直取本质。场上掌声如雷，当年的一位评论人写道，维也纳人“被迫”全体起立致意！维也纳只爱天才！
在此大费笔墨地描述马勒多么的足智多谋，是为了展示他是一位多么与众不同的音乐家。马勒的综合才能让他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指挥家和欧洲音乐权威。维也纳十年，他达到了个人的黄金时期与权力顶峰。他废除歌剧明星制，培养歌唱家的戏剧修养，嗓音让位于戏剧，不准花腔炫技，不准抢戏耍大牌，培养了大批能够胜任瓦格纳歌剧的实力唱将；马勒不仅成就非凡，且跻身社会名流，赢得了广泛社会影响力，擅长从不同的财团、政客那里为乐团拉钱谋利益；为了音乐，马勒甚至对观众也独裁，不许中途鼓掌，不许迟到入场，这些规矩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精明的现场爱好者，崇尚风格极化、紧贴音乐之核、激化矛盾、追求对立统一等等，以作曲思维来创造性地演绎音乐。为了风格化演绎，他取消莫扎特的装饰音，为了现场音效，他修改贝多芬交响乐的配器。这些成了他日后被维也纳全面围剿的罪证。Kurt Blaukopf总结道：“直到回顾时人们才理解到，马勒把乐队指挥提升到现代风格上的指挥的主宰者地位，……时代还没有成熟到完成这种转变。但马勒是未来的一个同时代人。”
这位工作大师至今仍令我们惊叹，在繁忙的排练、应酬、杂务、旅行演出、敌人围攻、同伴反目之外，他竟然还有时间和精力用来作曲，而且作的都是超越一个小时的大型交响曲。当我们考察他的工作日记，会发现，除了意志敏锐、精力旺盛、执行能力强之外，也许马勒最成功的地方是他的个性复杂，他叫人捉摸不透，因此摆脱了身边财权人事的各种支配，赢得了思考与行动的自由，百忙之中还能享有作曲空间。他心里始终明白，作曲才是他的主宰。
第三乐章：殉道者
为了当上维也纳歌剧院指挥，犹太人马勒甚至改变信仰，信奉了天主教。不过从马勒的音乐来看，他并非违心，他一直膜拜天主教大海般的深沉，不屑于犹太性格中的机智。
青少年时代，瓦格纳是他的神。15岁的男孩，第一次听了《汤豪舍》，他不说自己是瓦格纳分子，而是说，我变成了瓦格纳的人了。瓦格纳让他听见了有一种称得上“伟大”的痛苦。此后他一生都在指挥排演瓦格纳的歌剧，训练歌手，指导表演，更换布景道具，改革戏剧表演，像大海寻珠一般寻找乐谱上可供捡拾的线条，甚至食谱都参照瓦格纳，做一名素食主义者。当然他和当时的作曲家们一样，苦苦挣扎于瓦格纳让人窒息的音响狂潮中，寻找自我出路，直至成为一名有保留的瓦格纳主义者，这种保留是他的奥地利式的典雅。
托马斯·曼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死于威尼斯》，后来被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拍成了同名电影。主角是一个不怎么成功的作家，叫古斯塔夫·阿申巴赫，从名字到经历都影射了马勒。这部电影中配了两段音乐，马勒的第三和第五交响曲的片段。在漫长的慢板中，古斯塔夫想来想去：过去的失败，家庭遭受的不幸，多年来坚守的创作风格，等等。在威尼斯，当他遇见命中注定的美少年，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出现了，女低音忽然唱响了尼采的诗篇——“从深层的睡梦中醒来，世界比白天所想的更加深沉，苦恼是非常的深沉，快乐比伤心更为深沉，苦恼说灭亡吧，然而所有的快乐，却企求深远的永恒。”美少年无辜地惊动了他的灵魂。剧中的古斯塔夫毕生坚守创作中的理性与秩序，直到眼前这个血肉俱在的尤物叫他完全丢了魂，叫他懂得了审美，终于获得了解脱。我相信这剧中对美的探讨来自马勒音乐的指引，如同马勒壮阔的美让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潜在力量。
叔本华说过，人们只有在审美的沉思中才能逃离意志。上述音乐、小说和电影都吸收了叔本华的观点。小说与电影的终点是死亡，像叔本华那样，始终在强调死。但马勒不是，他从叔本华开始，到尼采结束。马勒不像剧中的古斯塔夫那样，在鲜美的生命面前死去，他要纵情狂欢，将生之激情挥发殆尽，最后酒神降临，音乐响彻天穹，天地陶醉于春天的大自然。
这样一首泛神论的交响曲告诉我们，马勒的信仰其实只要一个，就是音乐。
第四乐章：交响的世界之梦
写第五交响曲是在1901年，马勒41岁，已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4年，事业蒸蒸日上。一到夏季长假，就会回到作曲小屋，他的湖畔港湾。在一堆香烟、咖啡、歌德、尼采和一本《少年魔角》的诗集的包围中，埋头写交响曲。
第九交响曲是作曲家的坎儿，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都没能跨过。马勒接连丧女、被人身攻击，此时心绪敏感，预感自己已来日无多，他的整个身心都在燃烧状态。马勒对德奥交响乐的发展已臻化境，交响乐结构被改头换面，叫人想起伯恩斯坦描述的马勒——“马勒的进行曲就像心脏病发作，而他的众赞歌可用疯狂形容，传统的四小节乐句被钢铁般勾画出来；他最传统的终止式的祝福就像是从痛苦中得到解脱的时刻。马勒使德国音乐乘以许多倍。”
现在来看，这些交响曲实在是太长了（除了第十，其余都达到60—90分钟），仿佛事无巨细，把自然的、生命的、灵魂的事统统搬进音乐，构成一个缤纷、宽广的无限世界，也构成了恍惚、迷惘、压抑甚至强迫症的叙述。其实，马勒并未达到贝多芬式的精炼及其力量。但马勒意义繁杂引人深思，他如此复杂却个性鲜明，也许值得探究的是他的风格确立，即风格的立足点在哪里？瓦格纳式恢宏、奥地利式优雅，德奥音乐的严谨，波希米亚的奔放，个性中的理智……他采集酸甜苦辣，调配属于自己的唯一味道，他捕捉世间各色光线，然后让光线聚焦。
如果马勒活在当代，也许他不会写得那么长。在他之后的20世纪，完整的交响乐结构几乎消失了，大部分作曲家写的交响曲只有他一个乐章的规模。这是一个容易厌倦的时代，音乐也在悄悄丈量它，之后新风格轮流登场。
尾声：复兴
很多朋友问，为什么马勒如今这么火？好吧，对于这么火的马勒，让那些现代主义预言、后现代混乱等等冰冷的理论分析先一边凉快去！也许马勒最大的优势是他讨了指挥家们的喜欢，煌煌十大交响曲，每个指挥家当作个人里程碑来攻克，大家联手竞争加互补，共同选举马勒为后期浪漫主义的音乐标徽。而马勒的早期音乐，那些豪迈而伤感的旋律，那些恢宏的音响，受到约翰·威廉姆斯等著名电影作曲家的顶礼膜拜，以致马勒风格已经风靡了好莱坞，响彻美国西部的大草原和大峡谷。放眼当下乐坛，马勒的未来主义宣言确实已经实现，如今的歌剧、舞剧、主流严肃音乐无不受益于马勒，延续了他的配器技法和旋律遗风。作为指挥家，剧院演出的实践者，马勒擅于把握听觉记忆的底线，他的作曲实验总是经得起公众接受度的考验。当然，对于大部分爱乐者来说，大家知道马勒也许只是因为这个音乐家的名字比较好记，如此而已。
马勒如今的红火，叫人想起他的《复活》交响曲。1895年12月13日，这是马勒转型为作曲家的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举行的第二交响曲“复活”的演出大获成功。据说马勒的师友彪罗去世的时候，他去参加葬礼，听到管风琴旁的合唱团唱起《复活颂》，一瞬间如遭电击，几度落泪。后来他把这首克洛普施托克的圣诗《复活颂》，放在《复活》的高潮段落。
“请相信，你的生命并非白白度过，或生存或痛苦，无不有因。凡已生者必死，凡已死者必将再生。不要再颤抖，复活就在眼前……”
复活就在眼前，真像一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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