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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熙，1916年出生，广西南宁人，中国著名音乐指挥家。和韩中杰、李德伦、尹升山同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四大音乐指挥家。2012年1月27日，陈传熙先生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6岁。
幼年时代，陈传熙因家庭的影响，开始熟悉音乐。三十年代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从事专业音乐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从事话剧，电影的配音工作，又兼任国立音乐学院常州班和上海音专副教授，成为我国最早时双簧管教员。解放后，在上海交响乐团及上海音乐学院两处任职。陈传熙指挥生涯中，共完成各类影片音乐达二百多部。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候补理事。
陈传熙先生的名字，对于上了些年纪的人而言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那个文娱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人们乐此不疲地看着那些情节早已能倒背如流的电影，而作为影片中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的指挥者，陈传熙的大名也无数次通过银幕映入观众眼帘。
1916年5月陈传熙生于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幼时家中有一架风琴，兄弟姐妹们对此都不感兴趣，唯有陈传熙将之视为自己最亲密的“玩伴”，且他听力过人，在尚未接受任何专业训练的情况下，已能准确辨出音高排列顺序的变化，如此天赋，似乎已注定一生与音乐结缘。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直到高中毕业前，陈传熙对于音乐的认知基本是通过自学完成的。19岁那年，他终于如愿以偿，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当地政府提供的官费，由此叩开了上海国立音专的大门。
进入音专后，陈传熙并未选择自己先前已接触过的铜管乐器作为专业，而是以钢琴为主科，兼修双簧管。虽然幼时天赋过人，但毕竟专业学习起步晚，让他付出了比许多同学多上几倍的努力。冬天，刺骨的寒风将他的双手冻裂，鲜血不时滴落在琴键上，他却仍坚持苦练。抗战爆发后，官费和家庭接济都中断了，陈传熙不得不开始半工半读，以坚持完成学业。此后，白天上课、练琴，晚上“赶场子”为话剧配音、录制电影配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有时忙碌一天，得到的报酬刚够买一份盒饭。但生活的磨难并不曾改变陈传熙对音乐的执著，最终他成为当年从边远省份考到音专的20多位官费生中唯一坚持到毕业的一位。
跨出校门，陈传熙以双簧管手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音乐生涯。抗战胜利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即原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奏员，成为当时团内为数不多的华人音乐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十分重视交响乐的发展，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也十分频繁，乐团决定在常任指挥黄贻钧外，增设一名指挥，人员则通过考核从团内演奏员中选出。听力本就敏锐，又先后学习过管乐和钢琴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陈传熙将这个机会视为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他再次脱颖而出，走上乐队的指挥台。作为一位指挥，半路出家的陈传熙那时不曾受过系统的训练，但还是凭着那份坚韧，他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短短5年时间，已指挥了60多场音乐会，积累下众多风格迥异的保留曲目。
正当陈传熙在指挥台前渐渐驾轻就熟，准备在交响乐指挥领域大展宏图时，由于工作的需要，1958年他被调往新组建的上海电影乐团，成为我国第一位专职的电影音乐指挥。起初，对于这样的调动，陈传熙内心不免有几分失落。毕竟这意味着他的指挥生涯从此由台前转向幕后，不仅指挥音乐会的机会少了，且积累经典曲目的时间也变得有限。陈老晚年还回忆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定量，规定交响乐团的指挥每月可供32斤粮，而电影乐团的指挥每月吃28斤。”这样的规定今天看来不免可笑，却不难想见在当时一些人的眼中，电影音乐指挥似乎总比交响乐团的指挥低上一等的偏见。
不过，对音乐的热爱与严谨，让陈传熙很快投入到这片新天地中。比之指挥交响乐，电影音乐因受剧情、画面等因素的约束与限制，可说是电影的“附属品”，因此配乐必须密切衔接、丝丝入扣，任何微小的纰漏，都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画面所要表现的内容。而这分寸间的拿捏自然全在指挥的掌控之中。好在陈传熙学生时代就多次参与录制电影配乐，可谓深谙此道。他很清楚演奏员在配音时往往需要“一鼓作气”，因此总是鼓励大家在一开始便振奋精神，争取“一遍过”。影片《红日》拍摄完成后，有关方面审查时提出主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中有几处歌词需要改动。因影片已拍好，重录歌曲既要对时间长短，还要对银幕上演员的口型，这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事。陈传熙在调动好乐队和独唱者的情绪后，极富感召力地喊了一声“请大家跟着我的指挥棒！实录！”果真又是一次“一遍过”。
在为一些译制片重录配乐时，他同样以过人的听力和对时间的精准把握将那些“补丁”打得天衣无缝。久而久之，“指挥家中的码表”这个称号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配音之余，陈传熙还常为乐团排演些西方作曲家的经典曲目，为这支组建不久的乐团打下扎实基础，让他们的音准、节奏、力度及对不同音乐风格的把握等在短时期内得到较大提升。
“文革”期间，正直、低调，曾指挥过诸多“红色”电影配乐并首演《红旗颂》的陈传熙同样未能逃过造反派的“魔掌”。造反派把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关押5个月，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压得他抬不起头。有些造反派逼他“向全国人民请罪”，另一些又说“别抬高他了，全国人民谁认识这个反革命？”忍无可忍的陈传熙一气之下说出句玩笑话：“托党的福，我的名字每隔100分钟就要在全国人民面前出现一次。”这当然不是他信口开河，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的名字在中国银幕上出镜率是最高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年事渐高的陈传熙开始淡出公众的视线。那之后，我曾有幸两次在上海音乐厅欣赏陈老参演的音乐会。1995年12月15日，为纪念指挥家黄贻钧先生，由沪上多位指挥联合执棒，举行一场黄老的作品音乐会。与黄老只相差1岁，从青年时代便与他共事数十年的陈传熙先生第一个登台，一曲《花好月圆》，让原本有些凝重的现场气氛变得温暖起来。
2004年11月29日，在上海市文联交响乐团首演音乐会上，作为上海音乐界的元老，陈老以88岁的高龄压轴执棒，以半个世纪前刚拿起指挥棒时演出的巴赫《前奏、圣咏与赋格》为自己的指挥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前，中国音乐家协会将“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的荣誉授予这位一生心系祖国音乐事业的老人。去年6月，吕其明作品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当乐团奏响《红旗颂》时，友人感慨，若今天站在指挥台上的是陈传熙先生该多好。确实，在陈老担任上海电影乐团指挥期间，曾首演了多部吕其明的作品，而由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电影乐团联合录制的《红旗颂》，即便在今天仍被公认为这部管弦乐曲演绎的范本。
陈老属龙，今年刚好是他人生中的第9个本命年。遗憾的是，就在踏入龙年后的第5天，这位为新中国的音乐、电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平静地向熟悉他的人们告别了。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陈老常说自己“一生没有什么大成就，说来一切都很平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平常”的老人，他的名字早已定格在几代人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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