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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英（1919年8月11日－2012年2月5日），中国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浙江海宁人，蒋百里的三女儿，中日混血儿，钱学森之妻。其父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曾因校务有求于陆军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学生，集会时在师生面前以手枪自戕。之后结识日籍看护佐藤屋子，与其结婚，婚后佐藤屋子改名为佐梅。二人之女蒋英自幼爱好音乐，1936年随父亲游欧洲，1937年进入德国柏林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
1946年，蒋英学成回到上海，并于兰心大戏院举办首场音乐会，引起轰动。钱学森之父钱家治与蒋百里有深交，钱学森与蒋英为青梅竹马。1947年蒋英于上海与钱学森结婚。同年9月26日，二人在美国波士顿安置新家，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一台钢琴。育有一子钱永刚、一女钱永真。1950年以后美国发生麦卡锡主义风潮，钱学森提出入籍归化申请遭拒，被移民局下驱逐令而遭监禁。1955年10月，随钱学森被遣返回中国。回国后，蒋英先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任指导和独唱演员，不久转到中央音乐学院并长期担任歌剧系教授。2012年2月5日，蒋英在北京逝世，享寿92岁。
当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蒋英先生晚年时被问及是什么让她在历经坎坷后仍坚持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行时，她回答：“看来这最重要的是爱了。”而如今，这位对世界充满深深的爱的美丽长者，乘着歌声的翅膀去向远方，与先她而去的丈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天堂相聚了。
蒋英出身名门，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高级军事将领、著名军事理论家，也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虽是娇生，却未被惯养的蒋英, 在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养成自强的性格。由于父亲爱好古典音乐，因此在进入中西女塾后，蒋英开始学习钢琴。1935年，父亲出访欧洲考察，携蒋英同行，在中欧游历三个月后，径维也纳转道柏林，将她送入当地以管教严格而闻名的一所贵族学校就读。在那里蒋英养成了极端守纪律和勤奋学习的品德， 同时，按她自己的话说“也沽染了日耳曼民族的死心眼和固执。”
两年后，立志终身从事音乐事业的蒋英考入德国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在著名男中音海尔曼·怀森堡门下学习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声乐作品，同时用心攻读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除了学业，每当夜幕降临，她还奔赴各个音乐厅和剧院，聆听交响乐、室内乐、独唱音乐会，观看歌剧，话剧。蒋英后来回忆：“进大学后我像掉进知识的海洋里，吞呀、吞呀，有团不完的好东西。”如此勤奋，是为了打下语言基础，更是为了唱好歌。严谨的学习环境，丰富的音乐生活，让她的演唱得到很大进步。每当有机会在公众面前演唱时，她也总不忘精心打扮一番，穿上最漂亮的旗袍，而在座的听众也无不惊讶于眼前这位来自东方的姑娘居然能将西方声乐作品唱得如此地道，这也打破了他们关于中国人没有音乐天才的偏见。
正当蒋英处于学习的关键阶段时，“二战”的硝烟席卷整个德国。蒋英开始了随几位同学南下逃难的生活。那时全德食品极度困乏，只能实行配给制，而即使在这样饥肠辘辘的岁月里，蒋英仍不忘初衷，想要完成学业。为此她几经辗转来到瑞士求学，在进入琉森音乐学院后，在依罗娜·杜丽戈的指点下专心学习艺术歌曲和清唱剧的演唱，后又随瓦格纳歌剧的专家艾米·克鲁格学习歌剧和表演。大师的指点，让她的歌唱技艺又获得了一个全面的飞跃，同时知识面也得到很大的拓展。此间，她还博览名著，为自己打下丰富的文学基础。当蒋英即将毕业时，老师克鲁格邀她作为自己的助教同去慕尼黑音乐学院，然心系故里的她，一心想要早日归来，报效祖国。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蒋英终于回到阔别十一年的故土。不久，在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的主办下，她归国后的首场独唱会在上海兰心剧院如期举行。台下坐满了闻讯而来，一睹这位学成归国的才女风采的朋友与乐迷，音乐会盛况空前。向以苛刻著称的音乐评论家俞便民称这是自己“听到的最佳音乐会之一”，他在评论中写到：“她戏剧性的才华得到充分地发挥，无论在音域和音量上，她掌握得极为出色。”也就是在那一年，蒋英与年少时便因家庭渊源而相识相知的钱学森喜结良缘，婚后不久便伴随夫君赴美工作。那期间，她有了更多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的时间与条件。她预定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年票，尽情欣赏一切高质量的演出，她还潜心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唱片和乐谱，这样的爱好伴随了她的一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蒋英夫妇抱着为祖国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立即准备动身回国。当买好机票，托运了行李之后，美国当局害怕钱学森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回到祖国后为“红色中国”服务，将其非法软禁五年。在那些受着监视和威胁的日子里，这对夫妇展现出了崇高的品德与气结。那时，音乐又成了夫妇俩排解内心寂寞与烦闷的最佳方式，常常是钱学森吹着竹笛，蒋英弹吉他。蒋英常对丈夫说：“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永远伴随在你的身边！” 最终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他们还是带着6岁的儿子永刚和5岁的女儿永真，突破重重“封锁线”，重回祖国的怀抱。
起初，蒋英被分配到中央实验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她努力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并积极投入到各类演出中。几年后，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迁至北京，出于便于她照顾钱学森的生活与工作的考虑，组织上将其调往学院声乐歌剧系任教。对于被迫放弃热爱的舞台生活，转而投入自己并不擅长的教学工作，蒋英多少有些恋恋不舍，但当年回国途中在心中立下的“给我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的誓言，还是让她走上了教学岗位。
这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蒋英辛勤耕耘于讲台前，编教材、译歌词，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多年来蒋英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声乐人才, 尤其是历经“文革”劫难，迎来改革的春风后，年过六旬的她让自己的艺术才华与广博而厚重的学识充分发挥。教学中她全面的艺术修养、娴熟的外语知识, 周密的教学计划, 让她独树一帜地培养出众多活跃于国际舞台，饮誉海内外的弟子。当年，在学成归国的蒋英在上海举行独唱会后，曾有评论预言在她日后的艺术人生中或许将“吐射着原子式的灿烂光芒”，而如今这样的预言在她悉心培养的傅海静、姜勇、祝爱兰、赵登峰、孙秀苇、杨光、多吉次仁等弟子身上得以实现。
蒋英教学，尤重为学生打下正确、扎实的基础。她常说：“我觉得本科生最重要的是基本功，根扎得深，树才能长高。有了好的基本功，他们可以自己往上添东西。”孙秀苇刚到蒋英班上时，母音唱不干净，老师就为她选择了一些母音清楚的歌，让她将五个母音先唱清楚。接手傅海静后，他的嗓音状态并不好，老师又让他先不要急着唱大的咏叹调，而是按他的程度，为他准备了德国、法国的艺术歌曲。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演唱的作品，蒋英还利用本该休息的时间，为学生们翻译歌词、翻录各种版本的示范录音。正是这样细心、耐心的教学，让这些学生一个又一个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
终其一生，蒋英就是这样深深的爱着自己的教学事业与学生。有一年，她哮喘发作，靠着激素才能控制，却坚持抱病授课。当时有个学生正在学习舒曼的艺术歌曲，但因她不会德文，只能由老师念一个词，她学一个词。老师边念边喘，一旁的家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她去医院，但她却说什么都不答应，念到最后声音都哑了，是毅力让她坚持着念到最后，放下乐谱，便被送进了医院。还有一次，为帮一位学生备战国际比赛，蒋英在病榻上不断试唱、修改，一本《费加罗的婚礼》的乐谱，就这么被她“折磨”的散了架。
学生眼中的蒋英，不仅是位严师，更似他们的慈母。蒋英早年的学生、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将自己与恩师的感情归纳为三种：第一是师生情；第二是亲情；第三是友情。“三点加在一起，就使得我们的感情这么多年都没有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英省下自己的供应票，带着学生们去莫斯科餐厅，让他们美美地品尝了炸鸡、面包和黄油。“蒋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当作她自己的孩子。”吴雁泽深情地回忆。
改革开放后，蒋英建议学生去国外深造，同时主动帮助联系学校，包括机票的预定。一段时间之后，她又为学生申请参加国际比赛并亲自为学生填妥外文报名表格。而当学生在法国获得了第一名时，老师却正躺在医院接受心脏手术。打从十多岁开始就“跟在蒋老师身边”的女高音祝爱兰就曾说蒋老师“已不仅仅是我的声乐老师，她已成为我生命、情感世界中的一部分。她像一个母亲，而我就是她的孩子。”
老师对于艺术的执着与敬业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她的每一个学生。作为我国最早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之一，男中音傅海静这位蒋英的得意门生回忆到：“她是一个不愿意吹捧自己的人，自己有十分的本事，她只能说出五分六分。但对于学生，她有十分本事却要有二十分花在学生身上。在我学习期间,如果交给我一个作品，蒋老师会从歌词的翻译、每个词的发音到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演唱时的状态等等，都非常细致地告诉给我，这在现在的老师当中已经不多了。我1983年第一次去英国参加国际比赛时，没有钱做演出服，蒋老师亲自带我出去订作中山装，在经济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老师就像父母一样，无论什么地方都在关心你。蒋英老师给我打的基础使我没有走过弯路。”
2009年9月5日，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这是六位门生献给他们九十岁老师的祝寿音乐会。那一晚，蒋英穿着宝蓝色的中式礼服，神采奕奕地说，她教的学生现在已经是老师了，有一天，如果学生的学生也同台演出，那才让人兴奋呢。这一刻，一定是蒋英心中最值得欣慰的时刻之一。
走下讲台的蒋英，同样是一位称职的好妻子、好母亲。她与钱学森先生相濡以沫数十载，在钱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忙碌、耕耘时，背后离不开蒋英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钱学森经常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有时甚至一个月。出于保密要求，钱学森出差从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没有丈夫的音讯，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他的消息。五院的同志回复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心中有了底，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而钱老也总会在百忙之中关心妻子的事业。每当蒋英登台或组织学生毕业演出时，钱学森是忠实的听众，也是私人评论家。有时，他还邀请科技人员一起来欣赏。当他为工作而忙碌时，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他们夫妇还合写过一篇名为《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文中谈到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署名是蒋英在前，钱学森在后。可见，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则由蒋英为其定下英译名。与此同时，蒋英对科技事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
当中央音乐学院为蒋英举办从教四十周年研讨会时，因病不能亲赴会场的钱老不止一次遗憾的向妻子提起：“你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今天我不能陪你，我获奖的时候你却总在我身边，实在对不起。”不过他还是以书面发言表的自己对妻子的爱意与感激。发言中写到：“我和蒋英结婚已52年了，这真是不平静的52年！……而在这段时间里，蒋英和我则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蒋英在声乐表演及教学领域耕耘，我则在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方面工作——她在艺术，我在科技。但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
钱老去世后，每当蒋英先生身体不好时就会念叨“我该走了，该去陪陪老伴了。”如今，这对在科学与艺术界写下一段佳话的眷侣，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了，而蒋英也将自己的美丽与爱永远留在了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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