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李泉，也许是“高冷”的。他好像和这个世界的节奏有些不太吻合。有时他走在很前边：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各种风格的乐队，有爵士，有摇滚，也有电子；有时他又显得很保守：他的歌总是很苦情，他很少唱别人写的歌，他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曝光。优雅、孤独、忧郁，钢琴王子、音乐诗人，这些都是贴在李泉身上的标签。
他是纠结的天秤座。在天平的两端，总有些东西需要权衡。他始终是乐坛中的“少数派”，但他却用自己的方式“任性”地生活着。
2005年，推出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之后，李泉突然觉得写歌、唱歌对他来说不再是快乐的。他停了下来，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做了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他不做歌手，纯粹地去做制作人，他开唱片公司，办音乐学校。
2012年，他带着《天才与尘埃》回归了。他不否认过去的自己，却又近乎决绝地和那个“他”告别。他不再是那个固有的形象，也不再是那个特定的风格，这张专辑融合了古典与现代，爵士与电子。
他继续用着人生前三十几年的积累，以及上一个七年的体验与经历梳理自己的人生和理想。
2014年的夏天，他发布了新专辑，名字叫《再见忧伤》。
一
忧伤的东西很多，都想要跟他说再见。
在天平的两端一直在游离…很迷茫。
很想要有一种答案。
我说的放下，一定是我自己没有放下。
我跟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我只是想表达在每个不同时刻的一种感受。
这是写在《再见忧伤》前边的一段话。“我发片的数量不是很多，每一次都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些故事。”李泉这样说。
因为要写这张唱片，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个月，但情况却是常常都很痛苦，写不东西出来，写出来的旋律又总感觉没什么意思。他去翻小时候的一些东西，看小时候的照片。
那是一个长头发的少年，照片中的那个少年总是千篇一律的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现在的李泉不太喜欢那个看起来有点臭，而且又固执的不肯改变的少年。他想写一首歌来彻底跟之前的那个样子做告别。
不得不说，李泉对音乐是有些挑剔的。拍摄中途，他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停了下来，自己跑到电脑前将音乐换成了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的专辑列表。这个从8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天才电子音乐演唱组合是他最近常听的，虽然他说生活中不一定什么事都要有音乐，但拍照的时候还是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会比较自然。
的确，换了音乐后，他整个人很快就随着节奏流动起来。
“大家对我的了解可能会比较有滞后感。”从上一张唱片《天才与尘埃》开始，李泉削弱了之前招牌的爵士元素，融入了大量的电子乐元素。“其实这种音乐形态在我念大学时就已经形成了，只是我以前没有原形毕露而已。”
“从世界的音乐风格来讲，电子音乐是最晚兴起的，所以它算是最年轻的一个音乐种类，但是年轻也预示着它可以走很长的时间。现在欧洲70%的音乐都是电子乐。”最近几年，李泉常常会往欧洲跑，他说自己必须搜集更多世界性的资讯，不能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玩。他喜欢每一种音乐类型，而最喜欢的感觉就是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他说，现在华语乐坛推崇的一些苦情歌在欧洲已经不再流行了。新专辑中，关于爱情的痛苦也不再那么泛滥了，李泉说也是因为“过了一定的年纪”。
新唱片最让人惊喜的是收入了两首其他创作人的作品，李荣浩的《拥有》和吴梦奇的《我站在幸福旁边》。熟悉李泉的人一定知道，他不仅对音乐的创作有着任性的态度，对演唱也严守着自己的准则，他甚至很少会演唱别人的作品。而过去的几年，让他慢慢放下了一些所谓的固执与坚守。正如《再见忧伤》中所写“你看透了吧，你放下了吧，舍得才能让你真的拥有。”这也是“过了一定年纪”的李泉得到的最深刻的感悟。
“我以前不太喜欢上镜这种事情，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爱好，我特别喜欢跟做音乐的朋友混在一起。而且我比较喜欢跟一些我认为有趣的、很有意思的人混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十年中，我结识了非常多这样的朋友，有些人可能有名，有些人可能没有名，但只是机会而已，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的区别。”
吴梦奇和李荣浩就是李泉口中“这样的朋友”。与他们相识有近十年的时间了。“这一次在我专辑里面这两首歌我已经喜欢了很久，这是他们很早以前写的歌，我喜欢它们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自己的唱片，我自己来唱这两首歌。” 李泉的声线与情绪融入《拥有》这首比较典型的李荣浩式旋律线的歌曲便有了一首全新的李泉气质的作品，《我站在幸福旁边》的低吟浅唱流畅地被注入了李泉幸福的感觉。吴梦奇和李荣浩这两位“有意思的朋友”近几年也成长为乐坛里非常中坚的力量，很多歌手的唱片和歌曲都由吴梦奇来制作，李荣浩也因今年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今年的“非常李”巡回演唱会，是李泉与另一位好友常石磊的一次畅快淋漓的合作。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场演唱会，他们都将观众的热情点燃，“大家结束离开的时候都能很开心”是他们要达到的效果，他们做到了。 这是他们对彼此才华的惺惺相惜，而对于大家来说，看到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专辑收录他很欣赏的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应该也是一件极其幸福与幸运的事。
二
2005年之后的那个七年，对于李泉来说像是经历了一次蜕变。他说，他最大的收获是“过了一段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人生”。
“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行业有点没有了兴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写歌、做流行音乐就是一种天性，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快乐的事。而过去13年的时间里，我陆续换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大家对音乐的热情跟理想却是越来越低。到了2005年，我甚至觉得写歌唱歌不再能让我感到快乐。”
李泉从四岁开始练习钢琴，从那个时候起，他的日常生活几乎被音乐填满。在家人心目中，他应该是一个古典乐的音乐家。而到中学的时候，他偷偷摸摸开始自己唱歌、写歌。尽管家人当时是非常反对的，甚至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与父亲的对立，但是叛逆期的他在唱歌和写歌中得到了除了弹钢琴这份“正业”之外，他真正喜欢与想要的快乐。也正是因着对流行音乐的这份初衷，他成为了自己口中“给我带来快乐的音乐我做，需要我做出妥协的事情，不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我不做”这样的一个人。
除了音乐之外，他不用操心太多其他的事情。上学时候如此，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似乎也一直只需要唱好自己的歌，写好自己的作品，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他从未离开过一个表演者的身份。而这一切的“平静”都在那一年被打破。
他开了唱片公司，办了音乐学校，公司的经营，资金的运转，教育行业的规则，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所面对的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好在所做工作的核心内容还是他熟悉与热爱的音乐。
尽管刚开始他有百般的不情愿，但既然选择走出自己建造的象牙塔就不得不遵循这个纷繁的世界为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他学着用饭局和K歌的方式与陌生人交际，他放下那个孤傲的自己，把它作为一项工作，尽量完成到最好，但依然坚持的是绝不在音乐上做出妥协。
经过几年时间的体验与重塑，他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此刻再回看当年的自己，他觉得那时像是在“赌气”，那个年纪的李泉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放下来，而且坚持不再做自己唱片也只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严重，总觉得好像有些什么责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现在才发现，“可能自己想太多了”。
“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行业的期许，以及我对自己的期许是非常理想化的，所以我看到一点这个行业不好的东西我会很生气，看到别人如果不太理解我，我会不开心。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会，因为我重新开始唱歌、写歌只是在为真正喜欢那些音乐的人，这样就够了。”
他说自己现在唱歌很快乐，他找到了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在练琴很辛苦的时候跑出去唱歌，有很多同学围在自己身边，很享受地听他唱歌的那种感觉。“唱歌本来就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三
从前年开始重新做自己的音乐后，通过上一个七年对这个行业更多新的认识，李泉觉得，如果想要做一些比较尖端的东西，那么整个一个体系的工作都要考虑去做，而现在电视上流行的是很多受欢迎的音乐类节目。所以，他主动和公司商量说想要去参加一些这样的电视节目，于是便有了去年一年陆续在《我是歌手》、《我为歌狂》以及《梦想星搭档》中看到李泉的身影。
“如果在这样的节目中，你可以影响到看节目的那些观众，让他们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何况现在的音乐节目至少从音乐的质量上来讲跟前几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有很好的乐队一起合作，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去影响整个音乐的编曲、舞台的表现。”
李泉从之前只关心自己的音乐，变成了这样一个会关注社会上流行音乐大环境的发展与进步，并且参与其中，做出努力试着改变，哪怕可能只是一点点的音乐人。而这一次不是被外力所推，他只是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在这样的参与中他也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虽然音乐一直在变，但是李泉说自己的生活状态一直没变，跟念书的时候基本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很多人北上或者南下发展的时候，李泉始终守在上海。“如果你是一个创作人，一个做音乐的人，你应该以自己居住比较自然、比较舒适的地方为主，因为你需要在你熟悉的环境去创作。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艺人，需要为了碰什么样的机会去待在哪儿。”这样的生活并不会让他感到boring，而是一种很舒服、很自由的状态。只要回到家里，就一定经常会有朋友来聚会，一个人的时候楼上睡觉，楼下做音乐。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唱片已经没有出路了，人们对于这个产品本身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我关心的不是唱片，而是音乐本身。”和李泉一起听音乐长大的人似乎对唱片还有一点情愫在，因为很多人小时候是听唱片，甚至听磁带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也许很多人会问唱片是什么东西。随着科技的发展，唱片业注定是要衰落的，在网络时代，音乐要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必须与互联网建立一个良性的游戏规则。而这也正是李泉始终坚持做好的音乐内容的原因。
“未来的某个十年，内容一定会值钱。就像韩国在90年代末期，他们开始重视电影、音乐等流行文化，经过十几年的阳光文化政策以后，他们已经开始输出带着自己特色标签的内容。我们总有这一天，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李泉喜欢看历史书，通过历史，他发现很多即使再好的时代也可能会有腐朽最后变成废墟的时候，而非常野蛮的制度也有可能经过时间的推进慢慢演变成先进的社会体系。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必愤慨，也无需感到失望。问他在音乐上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哪一天我能够带一个我自己的歌手跑去韩国，然后一帮人都很兴奋和疯狂，这就是我的梦想。”他希望中国的流行文化可以输出，而且坚信一定会轮到我们的。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