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20世纪之前英国音乐史的长卷，可以偶尔睹见几颗闪烁的明星：邓斯泰布尔、浦塞尔、伯德、德国来的亨德尔……当时耀眼，随即湮没，填充在他们之间的却是大段大段的空白。尽管一直拥有丰厚的教会音乐传统和独具一格的民歌资源，有着第一流的观众与音乐爱好者，还是近代音乐演出体制和音乐学的策源地，但相较于意大利、法兰西和德意志各国，不列颠在作曲家的谱系传承中却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当它接纳了法国的新艺术风格、受到尼德兰音乐家的影响、成为意大利歌剧活跃的舞台、为J·C·巴赫与约瑟夫·海顿提供用武之地时，回顾本国的音乐创作，不免让人在遗憾之际又有几分困惑：什么是真正的英国音乐？一个完全属于英国自己的音乐家该是何种面目？
19世纪后半叶的浪漫主义音乐潮流中，终于产生了一位真正“英国的（British）”音乐家。他身处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维多利亚盛世、深谙英国音乐的传统与晚期浪漫主义风格的主流，创作出大量雅俗共赏而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杰出作品，一举开创了“英国音乐的复兴”之路，成为其后一大批重要本土作曲家——霍尔斯特、沃恩-威廉姆斯、戴留斯、布里顿、蒂皮特等人的先驱。他，就是身处两个世纪之交的英国音乐巨匠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1857-1934）。
成名后的埃尔加总是给人一种高贵而矜持的观感：他那精洁而考究的衣着、威廉二世式整齐而浓密的八字须、显赫的从男爵头衔以及王室御用作曲家的地位仿佛和《威仪堂堂进行曲》的节律融为一体，让人想到的尽是老派的贵族气质与一丝不苟的学院派技巧，没有人会料想这竟然是一位来自草根、全靠自学的晚成大器。
埃尔加出生在英国伍斯特郡乡间布罗德希恩的一个天主教徒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兼营乐器修理的音乐书店，这成为他青少年时代获得音乐与文化修养的几乎唯一途径。低微而有限的出身不仅使他的成才道路倍加艰辛，也造成了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自卑与自抑（他在功成名就之后还曾对少年梅纽茵的父亲表示，担心自己会影响到“耶胡迪的巨大荣誉和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其后创作中含蓄、细腻而敏感的动人情绪的源头。
尽管从幼年时起就对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成为一名职业小提琴家，但眼界的狭小和正统训练的匮乏却成为青年埃尔加成长的绊脚石。20岁那年，埃尔加靠此前在当地教堂和乐团担任管风琴师和首席挣的一点点钱做旅费前往伦敦，想跟当时著名的小提琴教师波利策尔学艺，可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奏家。但埃尔加没有放弃，梦想破灭之余他依然坚持对音乐的执着，从1878-1888年的十年间，他在伍斯特与邻近地方的好多业余和二流的音乐团体从事指挥、演奏与创作的活动（其中包括担任一所精神病院的管乐队指导），这种看似毫无前途的工作却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通晓了多种乐器的演奏与管弦乐队的性能，同时将大量经典名作和民间音乐根据所在地的要求加以改编，这些都为一位技巧圆熟的乐队作曲家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石。
1889年，埃尔加迎来的生活道路的转机，这一年他和一位退休将军的女儿艾丽丝结婚（妻子比他大八岁，婚后感情一直甚笃），这门婚事使这个“调琴师的儿子”摆脱了早年的困顿生涯，得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创作。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埃尔加写出了他的第一批优秀之作：音乐会序曲《傅华沙》（1890）和三部清唱剧《黑骑士》（1893）、《奥拉夫王》（1896）、《生命之光》（1896），个人风格初步趋于成熟。1897年，为庆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而创作的《帝国进行曲》在伦敦水晶宫演出大获成功，他开始不断获得委约和为英国上层社会所知晓；并在此后写作了一系列为大英帝国歌功颂德的“主旋律”音乐。1899年-1900年，两部传世之作——管弦乐《谜语变奏曲》和清唱剧《哲隆修斯之梦》相继上演，获得公众的极大欢迎。前者是一系列刻画作曲家本人与亲朋好友的极为精巧的自由变奏，有着卓绝的管弦乐笔法；后者则以天才的戏剧性手法表现出异常深刻而神秘的宗教情怀。这两部作品最终奠定了作曲家在英国音乐界的首要地位，连同时代的德国音乐家、被公认为瓦格纳继承人的理查德·施特劳斯也称其为“当代最重要的英国作曲家。”年过不惑的埃尔加通过自己不懈的持久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与肯定。
20世纪的最初十余年是埃尔加音乐创作的成熟期和高产期，产生了大量传世之作：《安乐乡序曲》（1901）、清唱剧《使徒》（1903）和《王国》（1906）、 《在南方序曲》（1904）、《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1910）、交响练习曲《法尔斯塔夫》（1913）。 尤其是1908年12月《降A大调第一交响曲》在曼彻斯特的首演，不仅将他的个人声望推上顶峰，也被视为第一部伟大的英国交响曲而载入史册。这部规模长大而极具个性的作品有着典型的英国气质和明显的后期浪漫主义色彩，无论是平静悠然而又使人印象深刻的主题旋律、丰富甘美而气势宏大的管弦乐队写法、精致凝练而技巧圆熟的结构安排，还是作品所体现出的秋天般馥郁成熟的况味与对普通听众极具感染力的深沉而朴实的情感，都使这首交响曲成为浪漫主义英国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埃尔加的动人和高明之处在于：他热爱勃拉姆斯、深受瓦格纳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影响，但却在作品中成功显示出了与马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与内心世界；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德国浪漫主义主流的在其作品中的影响，但曲终之后留在脑海里的仍旧是这位英伦绅士优雅、睿智而略施伤感的平和影像。有理由认为，埃尔加写作他的第一交响曲时是有着明确的使命感的（他本人曾说：“没有标题的交响曲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形式”），犹如勃拉姆斯面对自己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时的那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紧张感一样。《降E大调第二交响曲》（1911）不如第一交响曲那样一开始就受到热烈欢迎，但却是一部更具自传意味和生活气息的作品。尽管有一个追悼已故国王爱德华三世（他是埃尔加作品的热烈推崇者）的慢乐章，但作品总的情绪是宁静温柔的，透着作曲家一惯的高贵与含蓄。
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启了埃尔加生活与创作道路的晚期。战争期间除了几首支援英军的爱国音乐外，没有创作任何重要作品，战争的死伤与破坏无疑给花甲之年的作曲家造成了内心的阴影；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大英帝国实力的明显衰落与浪漫主义主流的谢幕也使埃尔加萌生了凄凉的哀叹，战后的风格开始趋于内敛与室内性。1918-1919年间创作的《E小调小提琴奏鸣曲》、《E小调弦乐四重奏》、《G大调钢琴五重奏》和《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战争的影响和晚年的心境。昔日的激情仍然依稀可见（《小提琴奏鸣曲》被认为是一部过于情感性“too emotional”的作品），但却染上了暮年的冷峻与枯瘦（这在气势逼人却毫无作态的《大提琴协奏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显得分外动人与伤感。1920年妻子的去世给他精神上很大打击，此后很少有重要作品问世。暮年的埃尔加返回故乡伍斯特长住，并作为一位指挥经常在各地演绎自己的作品。20世纪三十年代他在EMI公司录制了大量个人作品，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有声素材，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32年和年仅16岁的梅纽因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1931年埃尔加受封为从男爵，这也是历史上英国作曲家所获得的最高头衔。尽管获得了许多荣誉与头衔，但他的晚岁显得孤独而凄凉，1934年埃尔加病逝于伍斯特，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草稿。
埃尔加是一位典型的英国作曲家，他的作品虽然没有引用任何民歌，但却被认为“一听就是英国的”，这主要是由于其中包含的高贵、典雅而含蓄稳健的气质，以及将深沉真挚的表达与喜闻乐见的要素相结合的特质。作为一位完全自学出道的作曲家，埃尔加技术精湛、素养全面，尤其在合唱与配器方面堪称浪漫主义音乐家中的大师。这主要是由于他早年艰苦学习的实践经验所致，也使他的风格亲切平易，从不故作惊人之态。他在创作语汇上同时受到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影响，但又使之服从于朴实自然的个人情感表现，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这种独特的个性也很容易被理解为出身中产阶级的英国公众所熟悉与喜爱的情愫；他的晚期风格由外向的亲切和蔼转向深刻内省的抑郁，则显露出苍凉的意味。了解埃尔加的音乐需要接近他的时代，尽管离现今有一些遥远，在格里姆肖（John Atkinson Grimshaw）的风景画中和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小说中最能发现与之同质的神髓：不那么一味求新和突出自我，却将极为敏感的情怀不动声色地融于圆熟而瑰丽的艺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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